巴金先生，我到上海住在他的編輯部宿舍，唐弢先生給我到處介紹工作，還介紹給一個資本家的爸爸畫像，我畫得不像，人家不要，沒有辦法。現(xiàn)在有這樣的老頭嗎？

　　南方周末：為什么現(xiàn)在沒有了？

　　黃永玉："文化大革命"以后，人同人的關(guān)系完全不一樣了。那個時候我們一家把布票節(jié)約下來，買一捆帆布自己做個小帳篷，帶著兒女禮拜六叫個小出租車到野外去露營，很太平。現(xiàn)在你敢嗎？小心有人把你殺了。"文化大革命"把禮法、社會關(guān)系完全破壞了，同時讓每個人心里有了一種邪惡的東西，可以隨便殺人、欺負人。

　　我三四歲時，1920年代，離城里面不遠的地方有一個蠶業(yè)學校，仿照日本的制度，培養(yǎng)學生種桑、養(yǎng)蠶。兩層的木樓，有課堂、有實驗室，小時候我叔叔在那里教書，我常常跑到那去玩。我離開家鄉(xiāng)13年，1950年回去，課堂、黑板、課桌、老師的準備室、柜子里的解剖刀，完全照樣，沒有人去動過。

　　那個時候老百姓生活這么潦倒、這么殘破，沒有人想過要拿那些東西去賣或者把房子拆了偷木頭。為什么？一直保持著道德標準，不是誰教的，是一種民族優(yōu)良傳統(tǒng)，千百年形成的道德習慣。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可以出去露營，我可以有獵槍，大家都有獵槍，因為不怕人造反。有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才怕人有槍造反。因為人心壞了。"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和我愛人偷偷說過一句話，我說這粒種子會長成罪惡大樹的。我挨打了之后，感覺到這里面有一些不正常的東西，是邪惡的。黑妮那個時候這么小，她說：爸爸你別自殺，我沒有進過孤兒院，我不知道怎么進。

　　我這個人怎么會自殺呢？抗戰(zhàn)八年一雙小腳板跑了這么幾萬里路，死亡見了這么多，我才不會自殺呢！

　　南方周末：你覺得一個社會，是人心道德比較重要還是社會制度更重要？

　　黃永玉：道德是基礎(chǔ)，它能夠使社會鞏固，道德沒有了，社會就要分崩離析。我也不太清楚一些問題，比如說沒有受過教育的一些人，他拜菩薩也能夠管理自己，他拜了菩薩就能夠在很有限的時間、空間里面自己管自己--千萬別做壞事，會有報應的。

　　南方周末：你信菩薩嗎？

　　黃永玉：多一點，一百好幾十呢！有的是一個人畫好幾張。我小時候就很喜歡《水滸傳》，想畫老畫不成，"文革"之前準備刻一套木刻版，當插圖，后來沒刻成。年紀大了刻木刻不可能了，就畫畫，畫上有一些批注，表達了我當時對《水滸傳》的看法。

　　南方周末：你最喜歡哪些人物？

　　黃永玉：看人物刻畫的深淺就知道，這也跟我對那個人物的資料掌握多少有關(guān)。比如說武大郎，有什么值得去畫的？原來揚州有一個說書的，叫做王少堂，我看過1950年代他說書的一本記錄。《水滸傳》不也是瞎編的嗎？他在《水滸傳》的基礎(chǔ)上也瞎編。他講到武松的時候，說：他大叫一聲，酒缸都共鳴，咣咣地響，這是《水滸傳》沒有的。所以我就畫武松趴在桌子上，沒有醉，假裝醉，手都軟了，眼睛斜著。

　　南方周末：給武松寫的批注是什么？

　　黃永玉：武松那句話不重要。我給那些女的批注比較多，因為女的最受苦了，我就很同情。比如說閻婆惜愛宋江的徒弟，這不可以，幸好她抓住宋江同梁山勾結(jié)的把柄了，所以利用政治來敲詐宋江，爭取獨立。一個是愛情、一個是政治，加在這么一個小女人身上，你說她厲不厲害？潘金蓮我畫了好幾張，有一張說：愛了，你把我怎么樣？王婆我都說她好，她能夠辯證來談問題，她給西門慶分析跟潘金蓮約會的正反關(guān)系，放在今天她是一個科技信息人才。只有一個女的我不同情，叫宋蕙蓮，我寫的是：出賣梁山，勾結(jié)政府，存心害人。

　　南方周末：四大名著里面《水滸傳》是你最喜歡的嗎？其他幾本呢？

　　黃永玉：其他不適合畫畫。比如說《紅樓夢》，牽扯的方面這么多，連住房、凳子、椅子都講究，怎么畫？可愛的女孩子又那么多，都是漂亮的，還個個不一樣，畫出來又怎么樣呢？《三國演義》就更麻煩了，還要打仗，上百、上千、上萬的人打仗?！段饔斡洝窙]有意思。《儒林外史》很好，這個書我最喜歡，比《水滸傳》還喜歡，很耐看。

　　我沒有沈從文的痕跡，有聶紺弩的

　　最早在陳嘯高先生那里看了最初的《魯迅全集》，是紅布封面的。我每一篇都看過，罵人可真會罵，后來我對什么人有意見，寫信給人家，也學魯迅的方法。

　　南方周末：你最早開始對文學有興趣是哪個時期？

　　黃永玉：離開學校以后，有機會見一些先生，思想都是非常進步的，有很多的書讓我有機會看。中國古代文學我有興趣，里面都有很深刻的見解，現(xiàn)代文學就不大有興趣，缺乏古代文學那些筆墨。

　　中學讀的文學很少。我在中學念過魯迅嗎？念過茅盾嗎？翻了，沒興趣。有一個李劼人，他寫了一本書叫做《死水微瀾》，我對書名很感興趣，借來一看沒有興趣又還了。

　　多少年以后長大了，受到階級斗爭的教育了，就拿來作為作品好壞的標準，但這個時期是短的。我大量的時期看蘇聯(lián)的小說，看俄羅斯的小說。比如1940年代，看屠格涅夫、列斯科夫、列夫·托爾斯泰、阿·托爾斯泰，一直到西蒙諾夫、肖洛霍夫……回頭一看，還是俄羅斯小說好，覺得這才是文學。

　　我到北京之后，看了很多解放區(qū)的小說，比如趙樹理的，也很感動，但是為什么過一陣子就不感動了呢？"文革"的時候《歐陽海之歌》，都說好，我也看了，很快就在腦子里消失了，這是什么道理？后來就想，原來有一個文學性的問題。

　　南方周末：魯迅和茅盾，也是那個時期看的嗎？

　　黃永玉：魯迅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我不曉得看過多少次了，最早在陳嘯高先生那里看了最初的《魯迅全集》，是紅布封面的。我每一篇都看過，罵人可真會罵，后來我對什么人有意見，寫信給人家，也學魯迅的方法。不光寫信，對人、事情，都是用魯迅的辦法來看，比較尖銳。后來一想，人同人之間的關(guān)系怎么老這么刻薄？慢慢就感覺到那是斗爭尖銳時才用的，不斗爭的話何必用這么尖銳的話呢？

　　南方周末：你對沈從文文章的興趣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黃永玉：比較晚，念中學的時候基本上都沒有，我對現(xiàn)代文學都不感興趣。懂得他的文章是在上海，1947年。之前我在德化做瓷器工人，去理發(fā)，理完買了一本《昆明冬景》，七八毛錢，我看不懂。后來看他寫的《丈夫》，他21歲寫的，這么深刻，很了不起。

　　他寫我們湘西，讓我們認識他，更認識湘西，把湘西的局面打開給我們。另一個，他的文章這么講究，像繡花這么細致地寫出來。他寫《邊城》，改了不知道幾十次，一句一句地改。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