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很厲害的時候，有兩個外頭來的青年拿皮帶頭打我，我一動不動讓他打，兩個人一起打了224下。那天是我的生日。

　　南方周末：你1946年去了香港，為什么后來要回大陸？

　　黃永玉：我認為我很左，是進步的，回來才知道自己落后。我想入不入黨都沒有關(guān)系，大家都是左派，回來后才發(fā)現(xiàn)分別這么大。那時候在香港有朋友啟發(fā)我讓我入黨，問我有什么要求，我不懂，我以為他要讓我加薪、提級，我說你不要客氣。以后懂事的時候想入，又不要你了。

　　南方周末：一直有個說法是，沈從文給你寫信，召喚你回大陸，所以你回來了。

　　黃永玉：他不召喚我，我也會回來，因為我是中華全國木刻協(xié)會的常務理事，是沒有辦法才到香港的，香港又不是什么好地方。有一個國家、有一個新的社會，這么平等、這么自由、能夠有好發(fā)展，怎么不回來呢？

　　南方周末：回來后有過失望嗎？

　　黃永玉：沒有的，那個時候我看到警察都握手，看到三輪車都高興，在天安門第一次參加國慶游行，看到了毛主席，我們跟著文藝大軍，眼淚流得路都看不見。從來沒有考慮有什么失望不失望，為什么呢？我們腦子里面裝的東西原來就不多，現(xiàn)在又看到每一個人都這么平等、這么樸素。

　　不叫做失望，就是慢慢發(fā)現(xiàn)有一點問題。比如說，我尊敬的一些前輩、好朋友，怎么都變右派了？我了解他們，一起反對國民黨、一起斗爭的，甚至有的人不怕犧牲生命的，有些人還是老共產(chǎn)黨員。就有點懷疑，但是（覺得）一定有我們不懂得的道理在里面，是我們自己無知。

　　我自己的工作很認真，學校也對我挺看重，我也不是延安來的美術(shù)老干部，也不是徐悲鴻培養(yǎng)的學生，我一個人到了美術(shù)學院，80%的留學生都讓我教。

　　當然我還有很多毛病，喜歡聽外國音樂、鼓勵學生看外國文學、看外國繪畫，也養(yǎng)狗、打獵，禮拜六帶個帳篷出去露營，這是資產(chǎn)階級作風，所以要檢查。每一個運動來了要檢查，不就是認錯嘛，運動過去了不還是老樣子嘛。批判我的人、提意見的人也跟我一起玩，聽我講音樂、講文學，還跟著我出去打獵。因為本身其實的確不是個事。你說是不是？

　　南方周末：你那時主要是不理解？

　　黃永玉："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都不太清楚怎么回事。文學界、美術(shù)界、音樂界、戲劇界，上千人，都集中到西郊的社會主義學院去，馬思聰、夏衍、田漢……都在里面，然后回原單位接受批判，那個時候都不懂。

　　"文革"很厲害的時候，有兩個外頭來的青年拿皮帶頭打我，我一動不動讓他打，兩個人一起打了224下。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回去衣服都被血粘住了，我愛人拿熱布給我敷，哭起來了。她說當時有人叫你不要回來，你都不會相信的。我說不要這么說，世界不會永遠是這樣的。不是說我有一個具體的信心，人類生活的規(guī)律不會是這樣的，怎么會永遠這樣的呢？

　　人這個東西真拿不準！

　　江青根本不知道我這個人，幸好她不喜歡我，要是她喜歡我，把我提拔出來，我說不定會做多少壞事！

　　南方周末：你1940年代到1953年在香港的木刻作品跟1960年代在內(nèi)地的作品有區(qū)別嗎？

　　黃永玉：區(qū)別很大。在香港的時候是"左傾幼稚病",表現(xiàn)工農(nóng)兵。但是兵沒有地方表現(xiàn)，就表現(xiàn)工人受苦，自己虛擬、想象的那些斗爭、貧窮、老百姓受帝國主義壓迫，刻了這么些東西。

　　回來以后也表現(xiàn)解放后的生活、大躍進，上面說什么我們刻什么。說羊喂得像牛這么大，我就刻一個非常大的羊。人民公社蓋房子，我就畫了一個公社食堂。（畝產(chǎn)）一萬斤糧食，小孩可以在（稻穗）上面跳舞，我就刻一張小孩在上面跳舞。我不一定相信。因為我必須要工作、要創(chuàng)作，《人民日報》要登，我就刻。

　　南方周末：你不相信，刻起來不會有抗拒嗎？

　　黃永玉：那個時候的群眾情緒你現(xiàn)在體會不到。前兩年有人說，那你不是幫著說謊？我說，那個不叫做說謊，那是真的興趣，真的刻出來，明明知道它靠不住。說香山那邊一頭豬，用牛配它，牛和豬怎么能配種呢？說是配了，豬養(yǎng)得像牛這么大，不用喂，滿山吃草，所以我等著看，要是真有，我要去刻一張。

　　南方周末：回來后做木刻，是純粹任務性的還是有稿費？

　　黃永玉：有的是任務，有的是自己即興的創(chuàng)作，有的是教學的范本。政府給的任務，也有稿費，比如說《人民日報》，正常情況是5塊錢一張，最多是8塊，一張要刻好幾天、十幾天或者一個多月。但是這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刻出來了，發(fā)表了。也不是不重要，你一個月有這么幾張作品發(fā)表了，多二三十塊錢，還是挺解決問題的。

　　南方周末：你在干校三年，被禁畫。1972年"禁畫"解除，此后的這一階段，你做了些什么作品？

　　黃永玉："四人幫"垮了以后，毛澤東紀念堂后面那一張大的畫，很多人出稿子。每個星期二還是星期三，中央政治局常委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人要開會，就是討論毛澤東紀念堂的進展，那個畫稿老不批準。最后領(lǐng)導就說那你畫一張，我就撿地上一張清華大學不用的設(shè)計藍圖翻過來畫，地球、黃河、長江，然后是山脈。后來胡喬木同志告訴我，他也在場，大家一看就批準了。什么原因呢？它有概括性。我用毛的兩句詩詞：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就這樣我就開始工作了。

　　南方周末：新中國成立后沈從文開始不寫小說了，去做服裝史研究。當時你有問過他為什么嗎？

　　黃永玉：我相信他對事物的判斷力沒有這么高明，只是一個天生的珍貴的務本心理：這個我干不了，就挑一樣我能干得好的事情去干。這么幾十年我同他沒有談過文學，這事怪吧！

　　"文革"后有一天我們和一些領(lǐng)導人在釣魚臺吃飯，我坐在廖承志旁邊，他問我，你講講看，你怎么和"四人幫"斗爭的？我說，我哪還敢跟他們斗爭？我才不敢呢！頂多我沒有求饒。他說不求饒也是斗爭。

　　江青根本不知道我這個人，幸好她不喜歡我，要是她喜歡我，把我提拔出來，我說不定會做多少壞事！人這個東西真拿不準！

　　"胯下之辱一萬回"

　　為什么我對那些罪惡的東西憐憫？我站得比他高。

　　南方周末：你年輕時的很多木刻作品，一些前輩甚至不認識的人看到了，覺得欣賞，會主動找你買畫襄助，這種情況現(xiàn)在還有可能發(fā)生嗎？

　　黃永玉：現(xiàn)在老頭對年輕人，沒有那個時候老頭對年輕人這么好。那些老人家和我一點關(guān)系也沒有，但是這些老頭，像臧克家先生，我刻了幾張木刻拿給他，他替我介紹發(fā)表，先把稿費墊給我，現(xiàn)在有這樣的老頭沒有？沒有了。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