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很快揭曉。上任僅兩個月，葉利欽被選為蘇共中央書記，同年底，出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莫斯科市委書記、《真理報》第一副主編回憶他跟戈爾巴喬夫的一次休息室見面，話題談到蘇共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時，戈爾巴喬夫禁不住脫口說道：“唉，要是再有那么幾個葉利欽，我們就會更快地推進改革嘍！”

很遺憾，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的“蜜月期”僅兩年時間。

看起來莫斯科的工作并不那么容易，在任市委第一書記接近兩年后，1987年9月總結莫斯科的工作，沒有完成計劃的企業(yè)達到39個。而且33個區(qū)中也僅有5個區(qū)完成了任務。后來，在蘇共會議上，戈爾巴喬夫理解的葉利欽所說的原因是：他表示關于必須在最近兩三年內達到改善人民生活的提法值得懷疑。——站在歷史的后點來看，這種判斷，可稱為洞見。


 

只是，當時葉利欽自己也未必意識到莫斯科工作不見起色的因素何在。在寫給戈爾巴喬夫的信中，他將莫斯科工作不力的原因指向了更高級的領導：我開始在一些高級領導人的行動和語言中發(fā)現(xiàn)一些從前尚未發(fā)現(xiàn)的東西。從前，他們關心和支持我們莫斯科的事情以及我的工作，可現(xiàn)在這已被一種冷漠所取代，特別是個別政治局成員更是如此。……我請求解除我蘇共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

接到這封信后，戈爾巴喬夫及時安慰了葉利欽。但隨后事件再起波瀾。在討論慶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政治局會議上，葉利欽毫不留情地向戈爾巴喬夫的報告提出了20多條意見。“戈爾巴喬夫坐不住了，打斷了會議，氣沖沖地疾步走出了會場。這時，政治局全體成員和中央的書記們一個個都呆坐在那兒，不知如何是好。就這樣，大家僵持了大約30分鐘。后來，戈爾巴喬夫又回到會場，開始發(fā)表看法，不過，不是針對我提的建議的實質，而是針對我本人，并且采取的方式全然是批判的，近乎歇斯底里。”

蘇聯(lián)解體后，這一歷史事件的各個當事人都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曾經(jīng)諱莫如深的蘇共政治局會議，特別是其沖突，終有接近事實的披露。

稍后蘇共中央又召開了一次中央全會，在這次會議上，葉利欽再次要求發(fā)言，這次發(fā)言，公正地說，葉利欽意識到了已經(jīng)開始改革的蘇聯(lián)的癥結，“以傳統(tǒng)方式改造傳統(tǒng)蘇聯(lián)難以成功”。他說：“代表大會談到了2～3年內完成改革，兩年已經(jīng)過去了，或者正在過去，現(xiàn)在又重新說，還需要2～3年，這使人民不知所措，使黨不知所措。我們曾不斷提出少發(fā)文件，可下發(fā)的文件一直很多。這些文件在地方引起人們應付的態(tài)度，或者說不信任的態(tài)度。然而決議還是一個接一個地被制訂出來了……”

葉利欽所述種種，確實是當年蘇聯(lián)變革艱難的原因之一。只是，很遺憾，葉利欽的表達方式，不是那種容易被接受，尤其是蘇聯(lián)最高領導層所能接受的方式。而且，在發(fā)言的最后，葉利欽公開、近乎挑戰(zhàn)式地提出：解除他莫斯科第一書記與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

這次會議上，26位蘇共中央委員上臺批判葉利欽，葉利欽出局，不可逆轉。

更令人遺憾的是，政見上的沖突，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之間，又演化為情感上的對抗關系。兩次會議后，戈爾巴喬夫在其回憶錄里記錄：“（1987年）11月9日，我得到報告，說莫斯科市委發(fā)生一起重大事故：在休息室里發(fā)現(xiàn)葉利欽滿身是血。此刻正在搶救。很快事情明朗了。葉利欽用辦公室的剪刀假裝自殺，他的這種做法不可能有別的解釋。”而在葉利欽的自傳里，他強調兩天后，戈爾巴喬夫即命令仍在住院的他去參加莫斯科市委全會。“對這個做法，我永遠也不會明白。一定要把一個病人從醫(yī)院里揪出來，以便解除他的職務。即使戈爾巴喬夫對我態(tài)度不好，但他那樣做——那樣不人道，不講道德……也確實讓我沒料到。”

兩個注定要改變歷史的政治家，在情感上不再可能融洽。就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兩年后，戈爾巴喬夫的“反對者”出現(xiàn)，雖然當時看上去微不足道。因為這對政治對手的極端沖突，蘇聯(lián)的制度變遷，若以民主制度建立為觀察軸，有了罕見的戲劇性的傳奇。只是，慣常，我們過于注意的是人事沖突，而忽略他們對制度變遷，特別是新制度建立過程中的強大推動力。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