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利欽在1989年競選蘇聯(lián)人大代表時，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自傳，在這本自傳里，他用相當大的篇幅描述了“克里姆林宮貢品”制度：“中央書記和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都是乘專機，伊爾-62或圖-134。在乘機時，一個人身邊有好幾個保鏢和服務(wù)員。有趣的是，這一切都不是屬于他們自己的。所有最好的東西——別墅、特供物品，與外界隔絕的特供場所——全部屬于這一制度。這個制度可以將這些享受賜予你，也能從你手中再奪回來。”

雖然后來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彼此都指責對方如何享受這種特供制度，并且貪得無厭，但回到他們晉升之初，他們的震驚，以及力圖改變這種制度的真誠，還是不可否認。

晉升中央書記之際，戈爾巴喬夫所關(guān)注的制度，更是屬于政治尤其是黨務(wù)部分：“蘇維埃日益成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人民委員部則成為部門立場的體現(xiàn)者。黨開始充當捍衛(wèi)‘全國利益’的整合力量。中央和地方的黨委漸漸開始越權(quán)代行國家機關(guān)的職能。不僅具有極權(quán)性質(zhì)的權(quán)力機構(gòu)發(fā)生變化，黨本身和黨的職能也在發(fā)生變化。它已不是一般的社會政治組織，而是社會管理機構(gòu)，是正在形成的官僚命令體制的承重結(jié)構(gòu)。”

無論戈爾巴喬夫還是葉利欽，在其回憶錄里敘述各自的晉升中央之初，“小灌木叢”渴望改革國家之夢想，十分醒目，而且真誠。只是，他們選擇的道路，并不完全相同。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辭世；安德羅波夫出任蘇共總書記，15個月后，辭世。即使戈爾巴喬夫也不諱言，無論安德羅波夫的愿望，還是實力，此際應(yīng)由他出任總書記。但是，總書記之位，由年老病重的契爾年科接任。幸好時間也僅一年，契爾年科辭世。

1985年3月，54歲的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

反對者葉利欽

雖然跟戈爾巴喬夫一樣的年齡，但葉利欽的仕途遠沒有戈氏順利。在戈爾巴喬夫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差不多一個月后，葉利欽才接到了從莫斯科打來的長途，蘇共中央書記建議他到莫斯科工作，出任蘇共中央建設(shè)部部長。

作為同樣邊疆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第一書記，葉利欽描述邊疆蘇聯(lián)人與莫斯科蘇聯(lián)人的關(guān)系：當時全國盛行一種莫斯科綜合征，這種綜合征表現(xiàn)獨特。其一，人們對莫斯科人一方面感到反感，另一方面又非?？释w到莫斯科，并且希望自己也成為莫斯科人，這其中的原因和根源十分明確。不是因為莫斯科人好，而是因為在當時那種緊張的社會經(jīng)濟形勢下首都還算不錯，也有當時總想搞一些波將金（擺樣子的假東西）那種裝樣子的村莊的原因。

但是，葉利欽拒絕出任建設(shè)部部長。

直率大體是葉利欽天生的性格。葉利欽解釋自己的拒絕：我這個中央委員在州委干了9年半的第一書記，一下子把我抽調(diào)到莫斯科去做中央建設(shè)部的部長，這似乎不符常規(guī)。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的生產(chǎn)在全國排第三位，先前州黨委第一書記都是去做中央書記，這是傳統(tǒng)，而憑什么卻讓我去做一個部長？

從建筑工地起步的葉利欽，性格火暴，而且他以此為傲。在自傳里，他記錄他當總工程師時與局長的關(guān)系：有時他（局長）來工地嚷嚷一番，但我如果認為自己的做法正確，就不聽他的，我行我素。這使他氣得發(fā)狂。有時，我同他坐在同一輛車里，如果同他頂上幾句，他就將車在半路一停，說：“給我滾下去！”我說：“我就不下去，哪怕將我送到哪個汽車站也行。”我們就這樣在車中面面相覷，甚至要僵持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他不止一次地向市委提出將我撤職。

雖則如此性格，但中央政治局決定的任用命令，還是無法真正拒絕的。葉利欽之所以能夠成為莫斯科人，實則與戈爾巴喬夫的關(guān)系和作用甚大。只是，后來兩人成為政治上的對手，這一節(jié)被輕輕放過。

當時有人指責葉利欽在莫斯科第一書記位置上，對下面區(qū)委書記撤換太多，葉利欽對此頗為不服：在我任職期間，有60%的區(qū)黨委第一書記被撤換。可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有66%的州黨委第一書記被撤換。所以，從這方面講我和戈爾巴喬夫可以展開一場爭論，是誰在干部問題上做得過了頭。——換上自己認可的干部，這是蘇共體制核心法寶之一。戈爾巴喬夫成為蘇共中央總書記，不是沒有挑戰(zhàn)者。當時的莫斯科第一書記格里申被授權(quán)起草政治局成員名單，這份名單里竟然沒有戈爾巴喬夫的名字。格里申想當黨的首腦，這是蘇共中央眾多委員共同的推測。但顯然，這個時候，誰也比不過戈爾巴喬夫有聲望，他順利當選。在戈爾巴喬夫計劃換掉的66%的州委、市委第一書記名單里，格里申自然排名靠前。誰來接任呢？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