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一個作家須有這樣的本領，他可以從筆下人物靈魂的的“白”底下鞭撻出“黑”來，更能從人物靈魂的“黑”底下鞭撻出“白”來。英國文學理論家、《小說面面觀》作者福斯特也有“圓形性格”說，所指也是此理。法國作家莫伯桑筆下的羊脂球，中國現(xiàn)代作家曹禺筆下的陳白露，還有沈從文筆下的賣淫婦……都曾出現(xiàn)過一些污穢與圣潔同在、卑賤與高尚并舉的妓女形象。《花幟》與上述作家作品的在此方面可謂是“異質(zhì)同構”。在刻畫人性的矛盾和典型性格上，在揚棄了表層意義上的價值判斷上，令自己筆下人物在一個看似污濁的基點上不斷升華，漸入佳境，沿用傳統(tǒng)小說欲揚先抑的技巧，并且有著獨到而精彩的發(fā)揮與獨創(chuàng)。人性是一個復雜的內(nèi)宇宙系統(tǒng)，它的內(nèi)涵決非單一，不會是涇渭分明的，往往呈現(xiàn)出某種矛盾對立的態(tài)勢，但又不是雜然無序的非理性流動，它應該有一條可以分析、有著主導傾向的“雜然紛呈”格局，“好人”是這樣，“壞人”也不例外。此理大家似都明白，但真正落到紙上，卻是可以分出高低文野來的。

    《花幟》透過杜晚晴這個都市風塵女子將矛盾糾結的人性刻畫得如此深刻，將美與丑的生死較量及美的毀滅之悲劇書寫得如此震撼，所以，我以為，《花幟》是一部可以且值得多次品讀的佳作。作者梁鳳儀其實是在“用小人物說大歷史”。《花幟》的女主人公杜晚晴原本就是一個周旋于上層社會的妓女，是個不折不扣的“小人物”。 在作者看來，憑吊歷史是沒有多大的意義的，只有將歷史作為“現(xiàn)實”來看，作品才會有力量。真正的歷史在民間，編織歷史的大都是小人物。因為只有從他（她）們身上，才能體現(xiàn)最日常的生活圖景，最真實的人性內(nèi)涵。歷史是由無數(shù)的“小人物”和日常生活畫面連綴而成的?！痘◣谩返闹黝}其實是一個“小中見大”的世界性話題，關系到人性的豐富與多樣。面對人類文化正在逐漸消失的傳統(tǒng)文明，用“悲涼”二字形容“此在”的矛盾心態(tài)是剴切的。真正的文明是沒有新舊之別的，加快了物質(zhì)生活進程，不意味著精神文明也隨之日新月異。無論是過去、現(xiàn)在，還是將來，在人性的問題上，其呈現(xiàn)形式往往是驚人的相似。因此，《自然與權利》一書中印第安酋長的那句名言依然發(fā)人深?。?ldquo;我們賴以為生的肉食動物都用四條腿奔跑，而追趕四條腿的我們卻只有兩條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