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人的素質(zhì)？我覺得就是平時尊不尊重人。不在乎文化高低，或者什么不同的階級，把別人看得跟自己一樣，這就是尊重人，中國缺這樣的人。

　　中國現(xiàn)在特別講特權(quán)。比如兩個人吵架，一個就說：“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看，不是講什么道理，而是比誰了不起，不是你壓倒我，就是我壓倒你，不講尊重、平等。人和人之間沒有同情心，社會就會變得冷酷。

　　3

　　我比很多人覺悟得早

　　郭：您從那種時代過來，有沒有非常絕望的時候？

　　茅：基本上沒有，除了有一次差一點要把我送去東北勞改，要是去了八成就死在那里了。好在有好心人保護我，后來把我名字勾掉了，我現(xiàn)在都不知道是誰，一直想感謝他。

　　郭：您受到侮辱和打擊的時候都沒感到絕望？

　　茅：那時候當(dāng)然也痛苦。被打成右派，心里非常不平，很憤怒，被壓抑，我就聽音樂發(fā)泄不平。我喜歡聽貝多芬，表現(xiàn)了一種憤怒，還有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

　　我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別人都不敢跟我接觸。受歧視受壓制、挨罵，多了！沒頭沒腦地挨打、剃光頭，把我太太也剃了光頭，“文革”的時候我小孩小學(xué)一年級，也受到歧視。類似“文革”這樣的事，中國歷史上發(fā)生過好多次的，題目不一樣，做法差不多。

　　那時候最難過的，是家人都跟著受苦。

　　郭：您指的理智是什么？

　　茅：就是看明白了。我那時就是一個小年輕，太熱愛社會主義了，就是為了國家好，提幾句意見，就說我反黨反社會主義。本來我想不通，為自己辯解，后來看明白了，就不辯解了。好，你們說我是，我就是，我認罪。我當(dāng)時要再辯解，他們就把我打死了。我承認，他們就達到目的了：你們看，茅于軾已經(jīng)承認了，他是反革命。

　　所謂理智，就是我知道，當(dāng)時社會的殘暴，一個人跟它抗沒有用。1951年到1952年鎮(zhèn)壓反革命，那個時候我在齊齊哈爾，來調(diào)查我的歷史，才22歲，有什么歷史啊？我們從上海去的有兩個人，就被當(dāng)做特務(wù)關(guān)了一段時間，后來放了。抓了又放，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跟我一起干活有個姓張的，他爸爸就是被槍斃的。

　　反右以后我越來越覺悟了，我比很多人覺悟得早。三反五反死了不少人，說送到朝鮮去的醫(yī)療器械都是假冒偽劣的，這也是故意制造的，把這事宣傳夸大，打倒資本家，各個地方都查。我那時候在機務(wù)段，查我們的會計和材料主任，那個時候不太懂，現(xiàn)在想起來完全是誣陷人。我在那個時候就看到這種做法的毛病。

　　接下來反右，之后又反右傾。沒有反右傾，三年災(zāi)荒不會發(fā)生。

　　4

　　這種不正常的社會長不了

　　郭：您當(dāng)時這么年輕，怎么就這么成熟？

　　茅：可能我比較愛思考，跟家庭教育也有關(guān)。我們家都是老實人。我爸爸是副部級干部，不是副部長，但是副部級待遇。我父親是個謹慎的人，所以他還好，“文革”沒受到什么打擊，貼了一期大字報也就算了，后來下放勞動，他還挺樂觀，勞動就勞動，他還挺喜歡勞動的，后來建鐵路需要翻譯，把他調(diào)過來當(dāng)翻譯。

　　我爸媽兩家都是望族，我三舅舅是中央大學(xué)工學(xué)院的院長，后來改組后是南工的教授，叫陳章，是電氣工程系。我的大舅舅是國民黨的。我受的影響，大的還是茅家的。

　　茅家的人比較老實本分。

　　茅以升是非常善良的一個人，他這輩子掙了很多錢，自己一點都沒享受到，都給了別人。他是個政治家，后來當(dāng)了政協(xié)副主席。他不是學(xué)政治的，不是從政治學(xué)來分析，而是從自己的經(jīng)驗來判斷，怎么能安全。他特別聰明，看明白了形勢，就不惹事，也不亂說話，所以他沒受到太大沖擊。解放后，斗爭了30年沒斗到他頭上；“文革”的時候，斗了一氣也沒上臺斗。他在研究院也沒有得罪過任何人，對任何人都很尊重，所以沒有人整他，傳達室的人很保護他。幾次毛澤東接見，大概是開玩笑說了一句，我們都姓毛啊，他沾了很大的光。

　　20多歲的時候，我有好多朋友都想自殺，我沒有，因為我想，這種不正常的社會長不了。我比你年輕，總能看到中國好起來的一天。到現(xiàn)在，我們特別要感恩。這一代年輕人，生活在一個平安、容易生活的環(huán)境里，不感覺活命有什么難，好像人自然就該活著，死亡是很遙遠的事。其實真是不容易，我們有現(xiàn)在的生活，特別要珍惜，讓我們的社會更好。 (責(zé)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