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帶回西瓜種籽的西征,正在這條通道之上。遼天贊三年 (924年 ) ,太祖耶律阿保機西征吐渾、黨項、阻卜 (韃靼 )諸部,一直打到浮圖城 (今新疆吉木薩爾市 ) ,得勝而還。這次西征雖然攻入西域的腹地,卻沒有經(jīng)過河西走廊,而是經(jīng)過草原絲綢之路。據(jù)《二十五史 ·遼史 》,“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鶻城,勒石紀功。十月丁卯,軍于霸離思山。遣兵逾流沙,拔浮圖城。”回鶻即回紇,是維吾爾人。
從字面上看,“回鶻城 ”應(yīng)該在現(xiàn)在的新疆,事實上它在蒙古鄂爾渾河上游,烏蘭巴托正西的哈達桑之東北。回鶻人的活動范圍,最初不在西域,而在蒙古草原。回鶻原稱韋紇,為鐵勒各部中的一支,游牧于色楞格河和鄂爾渾河流域。745年,唐玄宗封骨力裴羅其為懷仁可汗,回紇汗國成立,并統(tǒng)有整個漠北草原。839年,漠北發(fā)生嚴重的自然災(zāi)害,840年,被游牧民族吉爾吉斯人擊敗,只好遷離回鶻城,移居到今天新疆境內(nèi)。
遼太祖在回鶻城“勒石紀功 ”,證實此次西征正是沿草原絲綢之路。不論契丹人獲取西瓜種籽是在回鶻城還是在浮圖城,草原絲綢之路都是傳播西瓜種籽的通道。帶回西瓜種籽之后,契丹人發(fā)現(xiàn),契丹本土的西拉木倫河、老哈河流域氣候寒冷,并不適合來自熱帶沙漠的西瓜。契丹的農(nóng)藝師們發(fā)明了一套培植西瓜的技術(shù),西瓜籽種下后,在瓜田地中覆蓋牛糞,利用牛糞發(fā)酵產(chǎn)生的熱量提高地溫,促進西瓜籽的發(fā)芽生長。為了抵御春寒,他們還在瓜田里搭草棚,并先集中育秧,春暖花開后再向大田中移栽。經(jīng)過精心培育,西瓜終于在草原上旺盛生長,向南傳播到今河北、山西兩省北部的燕云地區(qū),向北傳播到松花江以南的女真族地區(qū)。
1995年在內(nèi)蒙古赤峰市敖漢旗四家子鎮(zhèn)遼墓中出土了我國已知最早的西瓜圖,證實了西瓜在契丹地區(qū)的普及。在墓內(nèi)的壁畫中,墓主人倚坐在木椅上,面前擺一桌案,陳放兩大盤水果,一盤中擺置石榴、桃子、杏等,另一盤則盛放 3只西瓜。
在胡嶠把西瓜種籽帶回中原之后,南宋人洪皓(1088～1155)于高宗建炎三年 (1129)奉旨使金,被金人扣留十余年,至紹興十二年 (1142)始被釋放回國,后著《松漠紀聞 》曰:“西瓜形如扁蒲而圓,色極青翠,經(jīng)年變黃 ……余攜歸,今禁圃、鄉(xiāng)圃皆有。”南宋人所著《事物紀原 》說:“中國初無西瓜,洪忠宣(即洪皓 )使金,貶遞陰山,得食之。”不論胡嶠還是洪皓,所帶回的西瓜種籽,均是契丹人通過草原絲綢之路帶回的。
三、另兩條絲綢之路的參與
研究草原絲綢之路的位置與走勢,立刻會想到,西瓜已經(jīng)傳入西域,卻經(jīng)草原絲綢之路至遼金地區(qū),再南下傳入中原,豈不繞了遠路 ? 事實上,沙漠綠洲絲綢之路是西瓜傳入中國的另一條通道。
李時珍《本草綱目 》第三十三卷《果部 ·西瓜 》篇記:“西瓜一名寒瓜,陶弘景注瓜蒂云:‘永嘉 (今溫州 )有寒瓜,甚大,可藏至春者 ’即西瓜也,則五代之先,瓜種已入浙東,但無西瓜之名,未遍于中國耳。”由此可見,西瓜的傳入早于胡嶠和洪皓時代,只是名曰“寒瓜 ”而不叫西瓜。其傳播的路徑,當(dāng)是沙漠綠洲絲綢之路東段的河西走廊?！肚皾h書 ·地理志 》記載:“敦煌,中部都尉治部廣侯官杜林以為古瓜州,地生美瓜 ……長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古瓜州的西瓜非常大,狐貍偷吃的時候,可以把整個身子裝在西瓜里。西晉《廣志 》也記載:“瓜州大瓜,大如斛 ”、“甘勝糖蜜 ”。由此可見,在遼金的西瓜種籽傳入以前,西瓜已經(jīng)沿河西走廊進入了中國,只是在中原少有種植。唐人李延壽的《南史 ·滕曇恭傳 》記:曇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chǎn)。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唐代的《酉陽雜俎 》載沈約的詩《行園 》:“寒瓜方臥垅,秋蒲正滿陂。紫茄紛爛熳,綠芋都參差。”從詩中所記寒瓜臥垅的時節(jié)來看,此寒瓜正是西瓜。
據(jù)《本草綱目 》,西瓜“五代之先,瓜種已入浙東。”而當(dāng)時,西瓜尚未從遼金地區(qū)傳入長江南北,種植西瓜的河西走廊又距浙東萬里之遙,“瓜種 ”是沿什么路徑傳入東南沿海的呢 ? 這就要說到海上絲綢之路。
據(jù)《漢書 ·地理志 》,漢武帝曾派“譯長 ”,募商民,攜絲綢,乘海船去西方國家“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 ”。海船從雷州半島啟航,沿北部灣西岸和越南沿海航行,繞過越南南端金甌角,再沿暹羅灣,順馬來半島海岸南下,到達新加坡,又西折,穿越馬六甲海峽,沿孟加拉灣到達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
所謂“已程不國 ”的位置,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是今天的斯里蘭卡,另一種認為是非洲東部的阿比西尼亞。無論哪種說法對,都說明漢武帝時代中國和非洲交通的海路已經(jīng)打開了。在漢代,阿拉伯人已經(jīng)掌握了印度洋上信風(fēng)的秘密,能夠東西穿航印度洋。這樣,斯里蘭卡和南洋群島完全有可能成為中國和非洲交通的中轉(zhuǎn)站。非洲的西瓜可以經(jīng)過斯里蘭卡或南洋群島再傳入中國。1976年,廣西貴縣西漢墓槨室淤泥中發(fā)現(xiàn)西瓜籽; 1980年,揚州西郊邗江縣漢墓隨葬漆笥中出有西瓜籽,墓主卒于漢宣帝本始三年 (前 71年 )。從地理位置以及時間上可以確定,在北方的兩條絲綢之路傳入西瓜之前,西瓜種籽已由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
三條絲綢之路的交互作用,除西瓜的傳播之外,還可見回族的起源。北方回族的阿拉伯血統(tǒng),是由草原絲綢之路及沙漠綠洲絲綢之路進入中國;南方回族的阿拉伯先祖,則沿海上絲綢之路從泉州等港口來到中國。境外之樂器向中國的傳入,也證實了三條絲綢之路的立體框架。胡琴由西亞經(jīng)草原絲綢之路傳入蒙古高原,再傳入中原地區(qū)。琵琶、嗩吶 (祖爾奈 )經(jīng)沙漠綠洲絲綢之路傳進西域再入中原。揚琴 (德西馬琴 )誕生于亞述,明末清初經(jīng)海上絲綢之路傳入廣東,再北上進入中國的廣大地區(qū)。回顧中外文明交流的珍貴歷史,足以看出三條絲綢之路的立體感與互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