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會文化變遷在敦煌典籍中的“痕記”
在魏晉南北朝時代，門閥士族壟斷文化，只有士族子弟能夠受到充分的教育，得能經(jīng)常接觸典籍的士人范圍就更小了。由隋入唐，士族沒落。開天以后，庶民地主急劇興起，庶民階層迅速擴大?？婆e制度創(chuàng)行，為廣大庶民階層開通仕途，喚起民間士子修習文化、學優(yōu)而仕的普遍愿望。尤其中唐以后，社會教育愈益深入下層，不同層次的學郎生徒日漸增多。中古社會以典籍抄本為媒介的文化傳播，已然面對龐大的民間受眾群體。這在中國古代是前未曾有的文化現(xiàn)象。在此情況下，一方面是科舉的課試科目與國、州、縣學的設科，要求通行的典籍文本做相應的調整;一方面是社會關系的變動以及由此引起的禮制風習變化，也使某些前代經(jīng)籍、先儒注疏顯得陳舊過時，不適應當世。如開元初年，《周禮》和《儀禮》因其“煩重”，《公羊》和《谷梁》因其多含“詭危之論”，遂告“四經(jīng)殆絕”[16]，其根本原因即在四經(jīng)同社會現(xiàn)實的隔膜。
時代變遷推動文化變遷。貞觀四年(630)，唐太宗詔命顏師古重新考定五經(jīng)，復命孔穎達著《五經(jīng)正義》，著手于傳世經(jīng)籍的甄別整理。此后種種因革情景，亦借敦煌寫本留下些許“痕記”。如S.789、S.3330、S.6346號等三件《毛詩》殘卷，可能即是貞觀七年(633)頒行之顏氏《毛詩》定本[17]。貞觀間與顏氏定經(jīng)、孔氏正義同時，魏征等輯《群書治要》一書，通行朝野。敦煌寫本S.1443背、P.3634+P.3635、S.133、P.2767+S.3354號等六個殘卷，即為《群書治要》內之《左傳》節(jié)本[18]。開元十年(732)六月，“玄宗自注《孝經(jīng)》，詔(元)行沖為疏，立于學官”;“天寶二年(743)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頒于天下”[19]，廢蕭梁時并立國學的孔、鄭二家注《孝經(jīng)》[20]。敦煌寫本S.6019號為《御注孝經(jīng)》一帙;S.3824B為《御注孝經(jīng)集義并注》書題，撰人未詳，亦未見公私書目著錄，顯示玄宗注《孝經(jīng)》頒行后，儒士們競為御注做注解的情景。尤其是釋門和民間文人，借御注《孝經(jīng)》頒行天下，更將《孝經(jīng)》大義編為俗曲歌謠，在民間廣為傳唱，倡揚孝道。敦煌寫本P.2721號《新合孝經(jīng)皇帝感》、P.3731號《皇帝感新集孝經(jīng)十八章》等，便是當時流傳民間的這類唱本卷子。P.3731號卷唱辭云：“新歌舊曲遍州鄉(xiāng)，未聞典籍入歌場。新合孝經(jīng)皇帝感，聊談圣德奉賢良。”“開元天寶親自注，詞中句句有龍光。”“歷代以來無此帝，三教內外總宣揚。先注《孝經(jīng)》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剛》。”“立身行道德(得)揚名，若(君)臣父于(子)禮非輕。事君盡忠事父孝，感得萬國總歡情。”[21]唐玄宗《御注孝經(jīng)》先立學官，又借通俗講唱廣誦民間。從《新合孝經(jīng)皇帝感》寫卷，可以深切感知玄宗一注再注《孝經(jīng)》的強烈意圖，那就是在“恣人相吞”的社會大動蕩初起時，向全國臣民灌輸“君臣父子之禮”，以求安定社會秩序;同時也可感受《御注孝經(jīng)》倡行天下之后，“萬國歡情”的社會企盼心理。
開元間，唐玄宗又命李林甫等注《禮記》《月令》篇，以《御刊定禮記月令》為名頒行[22]。敦煌有《御刊定月令》冠首的四種《禮記》寫卷(殷四三、S.621、P.4024、P.4042號)。按，唐以前及宋景祐以后，傳本《禮記》篇次皆以《曲禮》為第一，《月令》為第五。玄宗雖刪定《月令》，并“自第五易為第一”，冠之于《禮記》卷首，其實注文“仍多襲鄭氏之舊”，“蓋其所重在變易章句次序，以符合當代之時令也”[23]。S.621號《御刊定月令進書表》曰：“陛下懸法授人，順時設教。”揭示當時唐玄宗穩(wěn)定社會秩序之努力的另一面，即通過刪定重頒《月令》，教臣民恪遵四時十二月之新禮。如P.4024號《御刊定月令》之《喪服儀》、《服衣儀》，便是“非詮禮經(jīng)”，乃為“應社會與時代需要而作”。[24]
天寶三載(744)，唐玄宗有鑒于孔安國傳古文《尚書》不便于識讀，詔集賢學士衛(wèi)包改古文《尚書》為今文(楷書)。這是當時對書經(jīng)傳統(tǒng)文本的又一項改革之舉，影響深遠。衛(wèi)包改字以后，《尚書》便以楷字本正式流通，《尚書》古文便只能從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之《音義》中見到了。宋開寶五年(972)，陳鄂更刪定《經(jīng)典釋文》，別為今字《音義》，古文本不復得見，逐漸失傳。敦煌寫本發(fā)古文《尚書》千年之覆;同時有6種楷字《尚書》(P.3015、P.2630號等)相伴，為天寶年間《尚書》文本改革留下實證。值得注意的是P.2748號尚書殘卷。此卷大約寫于唐中葉衛(wèi)包改字以后，卷中卻仍然存有古字。王重民分析此一現(xiàn)象說：“揆其所以各異之原因，蓋除衛(wèi)包奉詔刊定今字本以外，別有民間自由改寫之今字本”，“其所改從，一隨自然之勢”，“凡一切改革運動，必有其前因后果，有非為時君一人之力所能左右者”[25]。亦顯示唐玄宗命衛(wèi)包改字，確是順應中古漢字改革大勢的睿智之舉。 (責任編輯：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