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易。敦煌殘卷共11卷1。內(nèi)晉·王弼注《周易》5卷，陳·陸德明《周易釋文》2卷。其中P.6162號王注本，早于陸作《釋文》時所見王注本。P.2530號王注本卷尾有顯慶五年(660)題記，《釋文》本(S.5735+P.2617號)尾題“開元二十六年寫，明年?？?rdquo;。

　　2.尚書。敦煌殘卷共34卷。其中魏晉以來相傳的隸古字《尚書》26卷，隸古字《尚書釋文》1種，兩種先唐本占百分之八十。另有今字(楷書)《尚書》5種2。P.2643號殘卷，“經(jīng)文多遵古字，傳則間從今文”，卷末題：“乾元二年(759)正月二十六日義學生王老子寫了。”王重民稱：“此真衛(wèi)包改字以后之古文”3。愈可見民間習寫古文《尚書》，并未隨衛(wèi)包改字而絕跡。

　　3.毛詩。敦煌殘卷共25卷，“皆唐以前人手寫”的毛傳鄭箋本,“蓋六朝人講習之詩經(jīng)卷子”。其中《毛詩故訓傳》之P.2529號卷有朱筆點校;P.3737、P.2978兩號卷有朱點句讀;P.2570號卷末題記：“寅年(942?)凈土寺學士(郎)趙令全讀。”潘重規(guī)認為，S.2729號卷或為隋·劉炫《毛詩音》;P.3383號卷或為晉·徐邈以后、陳·陸德明以前之《詩音》。S.10、P.2669兩號俱為六朝音隱本，P.2669號卷末“朱點句讀及四聲，有朱筆、黃筆校改”，卷末題：“大順二年(891)五月十九日。”4S.789、S.3330、S.6346等三號殘卷，或為六朝定本《毛詩詁訓傳》的唐寫本5。

　　4.禮記。敦煌殘卷共12卷。其中鄭玄注《禮記》5卷，《禮記音》2卷，為先唐抄本，約占百分之六十1。

　　5.左傳。敦煌殘卷共35卷。其中晉·杜預(yù)《集解》27種，占百分之七十七2 。

　　唐文宗開成年間，諸經(jīng)勒石，更增論語、孝經(jīng)、爾雅。這三部經(jīng)籍的敦煌本情況是：

　　6論語。敦煌殘卷共約110卷。除白文本外，東漢·鄭玄注本近40卷，另有鄭注《問對》、鄭注《對策》;晉·何晏《論語集解》近70卷[6]。

　　7孝經(jīng)。敦煌殘卷共31卷28種。其中東漢·鄭玄注本12種[7]。

　　8.爾雅。敦煌有三殘卷，一卷為白文(P.3719號),兩卷為郭璞注(P.2661+P.3735號,可拼合)。郭注本為六朝寫本，卷尾三通題記，分別寫于天寶八載(749)、乾元二年(759)、大歷九年(774)。顯示此卷六朝本傳至中唐仍在行用。

　　在敦煌本諸經(jīng)中，后來新增之《論語》注本和《孝經(jīng)》注本兩種，竟多達140卷，占全部敦煌儒典(258卷)一半以上。出現(xiàn)這一特殊現(xiàn)象，同唐國學修習科目安排有關(guān)，也同唐設(shè)童子科有關(guān)。唐國子監(jiān)以經(jīng)史課士，分九經(jīng)為三等：《禮記》、《左傳》為大經(jīng)，《詩》、《周禮》、《儀禮》為中經(jīng)，《易》、《書》、《公羊傳》、《谷梁傳》為小經(jīng)，生員通其一、通其三、通其五皆可，均非必修之科。后增之《論語》、《孝經(jīng)》，則為國子學必修之科，初不在九經(jīng)之數(shù)，修習年限共為一歲?？芍硕菄訉W先修科目，《論》、《孝》卒業(yè)始進修九經(jīng)[8] 。唐又有童子科，規(guī)定10歲以下能通一經(jīng)，并《孝經(jīng)》《論語》每卷誦文十通者，予官;七通者，予出身[9]。這就意味著唐代城鄉(xiāng)士子，自童蒙至國學，人人須自幼修習《孝經(jīng)》、《論語》。由敦煌卷子可知，唐代的學童士子習此二經(jīng)，仍以先代鄭玄注(《論語》還有何解)為范本。

　　南北朝時代，“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10]。南朝儒學通行魏晉師說，北朝儒學通行東漢師說。唐初孔穎達等奉敕撰《五經(jīng)正義》，“捨河洛而從江左”，基本沿承南朝的儒學師承。以后朝廷為五經(jīng)擇定注本，《易》取王弼疏，《書》取孔傳隸古定，《詩》、《禮》取鄭注，《左》取杜解。反觀敦煌通行的儒典注本，與唐朝廷所定并無二致。敦煌在漢晉時曾為儒學重鎮(zhèn)，有崇重漢學的傳統(tǒng)，固保存鄭注、孔傳殘卷甚多;至唐初，又同時受到南風北漸影響，故又多保存王疏、杜解遺帙。唐代敦煌儒學的淵源，實以南北兼承、漢晉并弘為特色。

　　在敦煌本史、子、集諸部殘卷中，先唐傳下來的典籍寫本和唐代抄寫的先唐典籍亦為數(shù)甚多。史部如：武德初年抄晉·裴骃《史記集解》(P.2627號);唐初抄晉·蔡謨《漢書集解》(P.3669+P.3557號為《刑法志》,S.2053號為《蕭望之傳》)[11]。晉·孔衍《春秋后語》(P.5532背、P.2702、S.713號為卷一、二、三《秦語》，P.3616、P.2872背為卷四、五《趙語》，P.2589號為卷七《魏語》等)[12]。子部如：六朝寫本《孔子家語》(S.1891號)，六朝寫本陶弘景《本草集注序錄》(日藏)，唐抄六朝本《瑞應(yīng)圖》(P.2683號)、《白澤精怪圖》(P.2682號)，唐抄本六朝《易三備》(S.6015、S.6349號)，唐抄梁·徐逸等撰《華林遍略》(P.2526號)[13]，以及六朝寫本《老子想爾注》(S.6825號)[14]，梁武帝《老子講義》(羅振玉舊藏);晉·郭象《莊子注》(P.2508、P.2531號、羅振玉舊藏等15個殘卷)，疑是陳隋間寫陸德明《莊子釋文》(P.3602號);晉·張湛《劉子注》(S.777號);晉·葛洪撰《抱樸子》(孔氏藏)、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P.3739號)等。集部如：陳隋間抄寫梁·蕭統(tǒng)《文選》原本(P.2554、P.2493、P.2645、P.2658諸號)，以及與江都選學大師所作之音相合的《文選音》(P.2833號)[15];隋·智騫《楚辭音》(P.2494號)等。這些先唐典籍大都見于《隋書·經(jīng)籍志》、《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尤其如裴解《史記》、蔡解《漢書》、郭注《莊子》、陶弘景《本草集注》、葛洪《抱樸子》、蕭統(tǒng)《文選》等，或為名籍，或為名籍名注，均自魏晉六朝至隋唐傳承不輟。這些名籍名注和前揭儒經(jīng)名注典籍，同屬中華傳統(tǒng)文化典籍的主流、主體之列。唐代以后，這些典籍，有的以刻本形式傳承不廢，直至今世(如郭注《莊子》、《抱樸子》等);有的散入后出的新注本傳續(xù)其文化生命(如裴解《史記》、蔡解《漢書》、陶注《本草》等)。它們都是中華文化的不刊之典。這些寶典殘卷以其千年以前的文本狀貌重現(xiàn)敦煌，灼然昭示著古老中華文化的輝煌傳統(tǒng)、悠遠歷史和不朽的生命力。它是敦煌四部籍所蘊中古文化嬗變中，相對穩(wěn)定的文化“本根”。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