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敦煌典籍所見敦煌地區(qū)的學術與文化

　　敦煌的典籍寫本蘊含大量唐五代時期有關敦煌地區(qū)的社會文化信息，如那里的文化學術事業(yè)，那里的人文風尚，以及民族文化交流、中外文化交流等。若論中古時代的地區(qū)文化，環(huán)顧宇內，除都城長安以外，當以敦煌地區(qū)社會文化情境的歷史展示，最為翔實生動。陳鐵凡曾概述中古敦煌學術傳統(tǒng)之演進軌跡：

　　竊以敦煌為西北重鎮(zhèn)，與漢魏故都不過千里之遙。聲教所既，人文蔚然。嘗考史籍地志，自西漢至六朝，敦煌郡內以經(jīng)史名家者，代不乏人。若張奐、周生烈、張參、張芝、令狐德★、令孤绹等，皆一時之雋彥也。詎李唐而降，漸次式微。揆闕原由，殆必兵燹亂離有以致之。[55]

　　陳氏所稱敦煌郡的經(jīng)史學術傳統(tǒng)，唐代雖趨衰微，卻沒有中絕。人們注意到敦煌地方修撰史志圖經(jīng)等文化學術活動，至晚唐五代仍在延續(xù)。有關此一情景，《敦煌錄》(S.5448號)及《壽昌縣地境》殘卷(敦煌祁子厚家原藏)的撰著有所披露?！抖鼗弯洝返淖邠?jù)考為張俅，即敦煌寫本中屢見的張球。他是歸義軍前期(張氏時期)一位著名文士，官至朝儀郎。除記述敦煌史地的《敦煌錄》，張球又撰《南陽張延綬別傳》(P.2568號)，記述張議潮后人延綬行事。李若立《籯金》略出本(P.2537、P.2966號)亦張球刪定。張球“已邁從心”即70歲以后(唐乾寧元年<894>前后)，尚寓居敦煌郡城西北小寺聚徒授學?！堵猿龌k金》一書，或為充作學郎讀本之用?？芍獜埱蚰耸菑埵蠚w義軍時期的敦煌史地學者兼教育家?！秹鄄h地境》卷尾有題記：“晉天福十年(945)乙巳歲六月九日，州學博士翟，上壽昌張縣令《地境》一本。”向達指出這位進呈《地境》的敦煌“州學博士翟”，就是唐天復二年(902)的“敦煌郡州學上足子弟翟再溫(奉達)”。天復二年翟奉達在敦煌州學受業(yè)，時年20歲，其后歷任節(jié)度隨軍參謀、國子祭酒、守州學博士、行沙州經(jīng)學博士。他是繼張球之后又一位敦煌的著名學者。翟奉達的主要學術貢獻是撰造敦煌行用的歷日，撰寫《地境》之類“輿地之學”乃其“余事”[56]。敦煌本《大唐同光四年(926)具注歷》(P.3247號)、《甲寅年(954)歷日》(P.2765號)、《顯德六年(959)具注歷日》(P.2623號)均為奉達所造。其后又有歷日數(shù)種，參與撰造者有翟文進，或系奉達后人，則翟氏可謂敦煌歷學世家[57]。石室寫本中的地方史傳著作，還有《敦煌名族志》(P.2625+P.4010號)、《敦煌汜氏人物傳》(S.1889號)等，同晚唐古代敦煌勢族相關諸籍。

　　敦煌寫本中的“圖經(jīng)”殘卷，除賈耽《貞元十道錄》(P.2522號)、韋澳《諸道山河地名要略》(P.2511號)等總志類殘卷外，還有多種敦煌方志殘卷，如《沙州圖經(jīng)》(S.2593、P.5034號)、《沙州都督府圖經(jīng)》(P.2005、P.2695號)、《沙州伊州地志》(S.367號)、《沙州志》(S.788號)等。敦煌方志殘卷的集中出現(xiàn)，揭示唐代敦煌曾經(jīng)有過活躍的圖經(jīng)撰著活動。唐朝是我國方志學發(fā)展的重要時期。從中央到地方州縣組織編纂方志，是唐朝廷了解掌握國情的一項重要舉措。唐代方志的內容包括行政區(qū)劃內的河川田土、人口物產(chǎn)、交通道里、衙署公廨等項，為朝廷制訂相關的政略與政策提供基礎。唐朝重視編纂方志，反映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控馭廣土眾民的努力。沙州都督府及敦煌州、縣衙署參與組織方志撰著活動，當是唐代舉國修志活動的一部分[58]。

　　敦煌寫本顯示晚唐五代敦煌之學術事業(yè)，除史地之學、疇人之學以外，尚有書儀、算學等。敦煌本《新集吉兇書儀》(P.2646、P.2556、P.3246、P.3249號)，原題“河西節(jié)度使……張敖撰”。敖為張議潮族人，可能隨議潮入長安，得試太常寺。王重民認為此書或即依據(jù)得自長安的《元和新定書儀》刪纂而成[59]。我國現(xiàn)存最古的算書寫本——敦煌本《算書》(P.2667號)及《算經(jīng)一卷并序》(P.3349號)，以敦煌地方的量制單位：合、升、■，代替?zhèn)鹘y(tǒng)量制：合、升、斗、斛，表明這兩部通行中夏的算學典籍，亦經(jīng)過敦煌學者之手給予改纂[60]。上述典籍所撰內容，都有同敦煌地方相關者，大略顯示出晚唐五代敦煌本地的文化學術事業(yè)，頗具一定的規(guī)模。

　　石室庋藏的典籍寫卷還有一個特點——富于初盛唐(含隋)典籍。敦煌石室收藏的初盛唐典籍寫卷大致有兩類：

　　(1)君臣撰述。如《高宗天訓》(P.5523號)，“歷敘古今后妃荒淫之事，歸之于鑒戒”，“與帝范、臣軌相近”[61];隋·李文博《治道集》(P.3722、S.1440號)、“雜載前賢所論治理之要”[62];魏征等輯《群書治要》(S.1443背、P.3634+P.3635、S.133、P.2767+S.3354號);虞世南《帝王略論》(P.2636號)，“起于太昊迄于隋，略記載帝王事跡”[63];杜正倫《百行章》(S.1920、S.3491+P.3053號等)，書名取“士有百行”義，其<進書表>曰：“世之所重，惟學為先;立身之道，莫過忠孝。”(P.3306號)全書摘引《孝經(jīng)》《論語》及史傳典故、佛家教誡等，倡揚“忠孝節(jié)義”主旨[64];張仁亶《九諫書》(P.3399號)，“九諫之目：誅暴亂、納直諫、省重刑、用輕典、均賞罰、息人怨、簡牧宰、棄貪佞、委賢良。”[65]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