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飛鳥集》,馮唐又“火”了。
能讓這么多網(wǎng)友一夜間變成詩歌藝術(shù)的衛(wèi)道士,多少該有些滿足感吧?
算起來,泰戈爾的作品譯成中文,于今整整100年。1915年10月15日《青年雜志》(即《新青年》前身)上刊發(fā)了陳獨秀翻譯的“達噶爾”(即泰戈爾)《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詩,茲抄錄其一如下:
我生無終極。造化樂其功。
微軀歷代謝。生理資無窮。
越來千山谷。短笛鳴和雍。
和雍挹汝美。日新以永終。
汝手不死觸。樂我百障空。
錫我以嘉言。乃絕言語蹤。
弱手載群惠。萬劫無盡工。
只需對比一兩句,大概就能看出陳譯的高明,因為冰心是這樣譯的:
你已經(jīng)使我得到永生,這樣做是你的快樂。你把這脆弱的容器一次一次地倒空,又用新的生命一次一次地把它填滿。
你已經(jīng)帶著這根小小的蘆笛,翻越了無數(shù)的山谷,你已經(jīng)從笛管里吹出永恒而常新的悅耳音調(diào)。
陳獨秀可能是從日文轉(zhuǎn)譯,1913年泰戈爾成了首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東方作家后,在日本引發(fā)“泰戈爾熱”,而1914年7月,“討袁”失敗,陳獨秀第5次赴日“留學”,他可能在此期間知道了泰戈爾。
顯然,冰心翻譯更優(yōu)美,但她完全忽略了《吉檀迦利》本有的宗教意味,將詩中莊嚴、神圣的部分盡情閹割,于是,牛高馬大的壯漢泰戈爾,被冰心篡改成溫婉、賢淑的閨中女子,除了感情細膩、淺斟低唱之外,只能靠猛吐“金句”來博眼球。
在世界詩壇,泰戈爾是“詩哲”,以思想深邃著稱,對此,陳獨秀應(yīng)有所感覺,因為他誤稱“達噶爾”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可在冰心手中,泰戈爾的詩卻成了“最樸素最美麗”,換言之,思想簡單,語句強壯。
當我們指責馮唐在“寫詩而非譯詩”時,不要忘了,冰心、鄭振鐸們也是這么干的,我們以為自己讀過泰戈爾,但事實上我們讀到的是冰心、鄭振鐸等,而他們并非當時的一流詩人。
引人深思的是,陳獨秀翻譯在前,冰心翻譯在后,為什么前者能明白的事,后者反而模糊?因為在當時中國社會,人們尚無法切身感受到現(xiàn)代性,只能架空討論、人云亦云。看不懂泰戈爾,又因其名聲太大,必須裝著看懂,于是,只好忽略(或誤解)其思想,專注其技術(shù)。
眾所周知,泰戈爾因《吉檀迦利》獲得諾獎,可在中國影響最大的反而是《新月集》《飛鳥集》《園丁集》等。1949年前,《新月集》共有17個中譯本(含選譯,以下同),《園丁集》有23個中譯本,均遠超《吉檀迦利》的11個中譯本,且《吉檀迦利》沒有全譯本。
我們似乎沒有耐心深讀泰戈爾,甚至沒注意到,其獲獎理由是“他那充滿詩意的思想已成為西方文學的一部分”,自然也就不明白,泰戈爾“泛神論”思想對現(xiàn)代人心靈物化的巨大拯救價值。
深奧的《吉檀迦利》被忽略,淺顯的《新月集》被廣受追捧,而大家喜歡《新月集》,僅僅是因為它在形式上容易被克隆,正如郭沫若所說:“第一是詩的容易懂;第二是詩的散文式;第三是詩的清新雋永。”“那是沒有韻腳的,而多是兩節(jié),或三節(jié)對仗的詩,那清新和平易徑直使我吃驚,使我一下子年青了20年!”
其實,泰戈爾原作都有韻腳,但他自譯成英語時,常譯成兩種文本,一是分行有韻,以傳遞詩美,一是不分行無韻,以傳遞思想??晒魝兯粗氐?,竟然是后者的“形式”.
這就難怪,郭沫若后來會態(tài)度大反轉(zhuǎn),轉(zhuǎn)而激烈批評泰戈爾,稱:“一切甚么梵的現(xiàn)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只可以作為有產(chǎn)階級的嗎啡、椰子酒;無產(chǎn)階級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
由于被懷疑在反對西方文明,1924年泰戈爾訪華時,茅盾、辜鴻銘、瞿秋白等群起而攻之,連陳獨秀也斥責泰戈爾“放莠言亂我思想界”,在當時,比較客氣的說法是:泰戈爾是詩人,不能要求他來回答那些復(fù)雜的哲學問題、社會問題。于是,泰戈爾被一勞永逸地開除出思想界,只能秀一把文字上的花拳繡腿,就差被“倡優(yōu)蓄之”了。
從1915年至今,泰戈爾的作品已有300多種中譯本,僅改革開放以來,即有70多種,可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泰戈爾,始終是“小清新”,沉浸在膚淺的情愛中,既不關(guān)注他當時被奴役的祖國,也不思考東方文明的困境。他不憤怒,不說臟話,不為重復(fù)自己而感到臉紅。他成了萬能的“開瓶器”,一代代青年人用他開啟了青春,可噴涌一番后,卻發(fā)現(xiàn)都是泡沫。
說實話,除此之外,你還能找出別的方式來羞辱泰戈爾嗎?
幾乎每個嚴肅的讀者都曾感到詫異:就這水平的詩,也能獲諾獎?如果這也行,席慕蓉不得拿8次諾獎?恐怕汪國真都得年年被提名。當然,小清新們會喜歡這樣的泰戈爾,因為他們不愿面對這世界的復(fù)雜,寧可找一塊簡單的擋箭牌,以徹底安慰他們的脆弱、過敏與幼稚。
糟蹋世界和詩的最好方式,就是將大愛貶低成小愛,將對宇宙的沉思,刪削成卿卿我我??蛇@層窗戶紙,如果沒有馮唐,誰肯來捅破呢?假如馮唐翻譯的是金斯堡、威廉斯、龐德,還會有人大呼小叫嗎?而讓人感到好奇的是:那些一年也不會買一本詩集的人,怎么突然對詩變得這么在意?
馮唐未必是合適的翻譯者,因為不懂孟加拉語,就不大可能明白泰戈爾原作的音韻,在馮譯《飛鳥集》中,絕大多數(shù)篇章是認真的,可越認真,你就越會驚訝于對泰戈爾的扭曲,可當你大聲說“不”時,小清新們又哪有時間、哪有心情來聽呢?于是,馮唐想起了馬塞爾·杜尚,他給蒙娜麗莎的臉上添了兩筆胡須。是的,這是嘲笑,但詩歌從不拒絕嘲笑,當你無法打破那道堅硬的墻,這是不得已的、最后的辦法。
說真話的孩子注定會倒霉,但馮唐至少戳破了這個泡沫:我們壓根兒就沒讀懂過泰戈爾,還是別再裝模作樣、扭捏作態(tà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