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義對徐永昌的交底，其核心是“利用合作農(nóng)場”.對此，傅是否采取過某種方式以求實施？當年主管綏遠工作的薄一波記載，傅返回北平后隨即向薄建言：后套地區(qū)“可耕地為10萬頃，而現(xiàn)耕種面積只4萬頃，如果政策允許的話，他愿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農(nóng)場”.薄記載：“我把他的意愿報告黨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愿的基礎(chǔ)上提名他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長。”（73）毛對此是怎樣考慮的不得而知，總之，水利部長的職位把傅留在了北平。

　　行文至此，一切似乎應(yīng)該結(jié)束了，然而不幸，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的師哲，在其晚年的回憶中披露了這樣一件事。他寫道：“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讓傅作義擔任了水利部部長。約一年后的一天，他找到毛澤東，給毛澤東說，他還有多少電臺，多少枝槍，存在什么什么地方。”傅作義私藏一批武器電臺，證實他對徐永昌所說的那些話并非全是妄言，他的確對中共留了一手。對于傅的這個最后的交待，毛說了這樣一句話：“你留著用吧。”（74）

　　傅與徐的談話以及上蔣呈文，盡管內(nèi)容廣泛，但傅真正的著眼點是三個：美蘇戰(zhàn)爭不會遠；中共難以解決來年的糧食困難；軍隊前進過快，南下西征之后華北空虛，易被美蔣登陸。如果這些判斷能夠成立，傅便可以亂中再起。反過來，傅所以最后交出這批私藏武器，同樣因為這些事件并未如期發(fā)生。傅失算了。如此結(jié)局，應(yīng)驗了一年前蔣的判斷：“一定畫虎不成。”

　　將本文前面的材料羅列起來，可以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現(xiàn)象--截然相反的兩個傅作義。發(fā)生在傅作義身上的這種政治與人格的撕裂，恰恰是改朝換代的歷史輪替所派生的那個特殊政治群體--“貳臣”,以及這個群體所特有的政治性格--雙重性格。

　　一般說，這個群體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人士在其最初一段時間，大都存在這樣一個問題：政治與情感的錯位。也就是政治上選擇了另一方，而其情感或多或少還停留在原來那一方，兩者尚未統(tǒng)一。鄧寶珊在送走徐永昌時說了一句實話：“寡婦嫁人無痛苦，活人妻嫁人真有痛苦。”（75）改嫁即重新選擇，痛苦即情感尚未同步轉(zhuǎn)移。傅作義一面舉行綏遠起義，一面對徐永昌痛哭，一定程度上就是這種錯位的反映。

　　還在天津戰(zhàn)役之前，林彪、聶榮臻于1月8日致電毛澤東，判斷傅所以和談，“其用意是平津不戰(zhàn)以討好人民；不投降繳械討好蔣介石；讓出乎津討好中共”.（76）北平的和平移交，事實上正是一個三面討好的結(jié)局。爾后，在綏遠起義過程中，傅作義故伎再施，再次導(dǎo)演了一幕對國共兩面討好的兩手交待。

　　傅作義所以數(shù)面討好，對毛和蔣說兩套話，說到底就是為自己可能的再起，留出足夠的余地。而傅所以還有再起的打算，實際上就是對中共的政權(quán)能否穩(wěn)固還存有疑慮。

　　傅作義生于亂世，從一個小派別綏軍起家，最后成為國民黨一個戰(zhàn)略集團的首領(lǐng)。在爾虞我詐的仕途升遷過程中，他看到過太多的群雄起消、世事輪回，他正是以這些舊式軍人的世俗經(jīng)驗，來應(yīng)對國共這一回權(quán)力互換的。于是，便發(fā)生了兩個傅作義這種看似匪夷所思、實則可以梳理的現(xiàn)象。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就解決國民黨殘余勢力提出天津、北平、綏遠三個方式，這三個方式的直接對象都是傅作義。顯然，無論形式還是性質(zhì)，三者之間都存在著深刻的區(qū)別，其本身并不相通。然而有趣的是，傅作義卻將看似不相通的三個方式貫通起來，一一領(lǐng)教。此舉在解放戰(zhàn)爭全部過程中，傅作義之外，絕無僅有。從這個意義上講，傅之反正過程，創(chuàng)造了一個甚為罕見的殊途同歸的范例。

　　本文關(guān)于傅作義雙重性的研究，并不涉及傅之功過。這個特殊的政治群體的存在與表現(xiàn)，其學(xué)術(shù)意義在于，它體現(xiàn)了歷史的多樣性的存在與表現(xiàn)，并且使之更為具體，更為生動。

　　注釋：

　?、儆嘘P(guān)傅作義的著述，重點集中于北平和談，關(guān)于傅雙重性格的專題研究似尚未見。另外，傅作義曾有寫日記的習慣，但日記“已在北平解放時全部付之一炬了”.參見仲文：《關(guān)于傅作義的“華北剿總”》，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編：《傅作義生平》，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第347頁。因此目前有關(guān)傅作義的研究，直接出自傅本人的材料十分有限。

　?、谥性髴?zhàn)閻錫山失敗后，1931年張學(xué)良將閻部縮編為四個軍，由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分任軍長，故有四大軍長之說。

　?、邸吨醒胲娢P(guān)于對傅作義的政策問題的電報》，1948年12月27日，北京市檔案館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52、53頁。

　?、鼙逼胶推絽f(xié)議規(guī)定傅部建立解放軍制度，建立政治組織，但并未明文規(guī)定向傅部派政工人員。

　　⑤以上均見：《徐永昌日記》，1949年1月21日，臺北：中研院近史所編印，1991年。關(guān)于徐永昌與傅作義在北平移交之際的此次會晤，一些重要的歷史著作均不見記載。從徐的記載看，得知或參與談話的至少有五人，即徐、傅、鄧以及梁述哉、廉壯秋。梁、廉均為華北“剿總”副參謀長，與傅、鄧一同參加了北平和平移交，但此四人后來均未談及此事。曾參予傅作義許多機要活動的華北“剿總”政工處長王克俊，在其多篇回憶中亦未提及此事，如果王亦不知，說明傅對此事是相當保密的。

　?、扌煊啦骸渡鲜Y總統(tǒng)》，趙正楷、陳存恭編：《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臺北：中研院近史所編印，1996年，第141頁。

　　⑦《傅作義發(fā)表文告公布協(xié)議十三項》，《世界日報》1949年1月23日，第1版。

　?、唷短砧T關(guān)于改編傅作義部隊問題的報告》，1949年3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71頁。

　　⑨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0、691頁。

　　⑩《彭真?zhèn)鳌肪帉懡M編：《彭真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532頁。李文時任第四兵團司令官，為傅部中央軍代表性人物。

　?。?1）《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轉(zhuǎn)報第十一縱隊關(guān)于傅作義派代表出城談判致中央軍委電》，1948年12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平津戰(zhàn)役》，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第177頁。

　?。?2）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0、411頁。

　?。?3）《羅榮桓年譜》，第677頁。

　　（14）《羅榮桓年譜》，第679頁。

　?。?5）《彭真年譜》上卷，第530頁。

　?。?6）《羅榮桓年譜》，第692頁。

　?。?7）《林彪、羅榮桓、聶榮臻關(guān)于與傅方會談改編情形給中央的電報》，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42頁。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