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北宋著名的官僚。千百年來，他以仗義為民請命、與民伸冤除害聞名于世，因而受到百姓持久不息的愛戴與敬仰。有關他的事跡在民間口碑相傳，世代不衰，并敷衍了許多傳奇的故事。

　　趕上個“好脾氣”的皇帝

　　包拯出生于官僚家庭，從小生活在富足有余的環(huán)境之中，受到良好的教育。傳統(tǒng)戲曲把他說成被父母遺棄，由嫂子（包拯系獨子）帶大成人，用于鋪墊包拯的身世和他對百姓疾苦的熟識，此種演繹可以理解，但這不符合歷史事實。

　　包拯29歲考中進士，按宋朝的制度，考中了進士就可以外出做官，這也是包拯十年寒窗所追求的。但老邁的父母不愿離開故土，這使得包拯面臨離家做朝廷命官還是在家侍養(yǎng)父母的兩難選擇，在功名與盡孝中他選擇了后者。司馬光在《涑水記聞》中評論，“拯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yǎng)，不仕宦且十年，人稱其孝。”包拯的死對頭歐陽修也客觀評價他“少有孝行，聞于鄉(xiāng)里”。這就是包拯的至孝，他一生行事出發(fā)點就在于此。

　　從以后實踐來看，包拯履行了他的承諾。他的好友吳奎稱頌包拯“竭力于親，盡瘁于君”，這是舊時代社會士大夫在倫理道德上要做到的兩個重要標志。當朝的仁宗皇帝自己終生堅守孝義高于一切，不孝無以為國的行動理念，在這點上包拯自身的優(yōu)勢得以凸現(xiàn)。據(jù)此，包拯引起了仁宗皇帝的注意。

　　包拯為后世所歌頌和懷念，一方面是因為他為百姓做了好事，百姓從內(nèi)心深處感激他，歌頌他；另一方面源于包拯個人的道德品質(zhì)的魅力，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強大的人格力量，成為后來者汲取人格力量的源泉。史載，包拯為人剛直，敢于忠言直諫，從不趨炎附勢，是北宋仁宗朝一位勁正之臣，他一生堅守“大奸必摧”的原則。吳奎在他《墓志銘》中指出了包拯：“人或曲隨，我直其為；人或善容，我抗其辭”的性格特點。

　　每一個杰出人物，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chǎn)物。包拯從政時，上距宋太祖開國已七八十年，北宋的統(tǒng)治已進入中期。開國時期那種朝氣勃勃、勵精圖治的精神，已逐漸消失，官員大都變得懶散，不少人置國家大事于不顧。選拔能為國家干實事的人是當時社會一種客觀需要，這給從小就“盡信前書之載，竊慕古人之為，知事君行已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確然素守，期以勉循”的包拯顯示與人迥異的才華提供了機會。

　　在仁宗一代的政治生活中，重視諫官的作用，從而對權幸之輩有所打擊排斥，扶植朝廷的正氣，確實起到一定的作用。包拯的一生，實際是諫官的一生，他一生的光輝無不集中于此。北宋臺諫是有別于以往的一種監(jiān)察制度，其主要標志是臺官與諫官事權相混，合成一勢，成為“人主之耳目”，并享有“風聞言事”無需查實的特權。尤其是仁宗在位的40年里，一度被太后剝奪的皇權雖然重新回到宋仁宗手里，分量卻不像原來那樣重了。君臣就國務展開爭論，甚至臺諫與皇帝直接對抗均時有發(fā)生。仁宗在性格上的懦弱無疑與吏治渙散、政事不舉有直接關系，但同時也營造出一種使包拯等人各抒己見的政治氛圍。這樣，臺諫制度和臺諫勢力就得到了空前的加強。

　　著名的直言敢諫的臺諫官除包拯以外，還有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余靖、唐介、吳奎等人，時稱“天下是非付之臺諫”，成為社會輿論中心。黃燕生在《宋仁宗、宋英宗》一書里載有一個真實的小故事。一個曾入皇宮中參加法事活動的和尚回憶說，有天晚上，仁宗皇帝忽然前來觀看，看了很長時間?；实埏@得很高興，下旨賜每個僧人紫羅一匹，眾僧紛紛致謝。仁宗又走近說，來日出東華門，將紫羅放在懷中，別讓人瞧見，否則包拯等臺諫官又要有文字論列了。當時這些和尚們都感慨不已，堂堂一代君主，以微物賜僧，尚如此畏懼言官，可見皇帝也不好當??！

　　針對這一現(xiàn)象，張其凡先生認為，仁宗這一時期，最能體現(xiàn)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點，皇權、相權、臺諫之權三足鼎立，互相制約，使政治上顯現(xiàn)寬松局面。這點分析應該說是恰當?shù)?。臺灣學者普遍認為，包拯生性耿直，皇帝能容忍他過激的諫言，這與仁宗懦弱的性格有一定的關系，算包拯有福趕上一個“好脾氣”的皇帝。北大孔繁敏教授認為仁宗與包拯是特定時代的君臣之遇。這一評論是到位的。

　　向陳腐勢力斗爭的典型代表

　　包拯一生政治上主要表現(xiàn)是積極的，他的思想充滿了改革的色彩，他進諫言，是他要求改革的一種積極手段。由于希望看到光明的東西，所以痛恨黑暗的東西；由于希望干事，干凈的人能夠進入相應秩列，所以對不干事的人大加彈劾。包拯上章彈劾宰相宋庠，說他當政七年，陰拱持祿，竊位素餐，安處洋洋，以為得策，說他固位無恥。其實，宋庠只是屬于庸碌無能的大臣類型，并沒有什么違法亂紀的嚴重罪過，這種人在皇上及朝臣的心目中說不上有太大的問題。包拯認為宰相不能像小官那樣，必須有貪贓枉法的才能算有罪過，國家重臣，沒有政績就是大過。聽到這樣的話，千年之后作官者又作何感想？包拯獨到的吏治思想在當時是不多見的，即使現(xiàn)在也有很多可效法之處。

　　包拯把彈劾的矛頭對準僥幸取巧的皇親國戚張堯佐，對準胡作非為的宦官閻士良，對準貪贓枉法、殘害百姓的酷吏王逵……彈劾這些人物，要有膽量，要有勇氣，要有正直無私的精神。得罪他們，有時還會得罪皇帝，還會得罪他們的朋黨及利益共同體。包拯置這些于不顧，不避權貴。他說：“除君之惡，惟力是視。”實際做到“摧壓橫猾”、“大奸必摧”的地步。包拯等人在諍諫、彈劾方面的不懈努力，對于當時的政治起著重要的作用。整個仁宗朝，皇親國戚和宦官勢力，雖然受到某些優(yōu)待，但還沒有發(fā)展到干預大政、陰謀弄權的地步。那些濫用權勢，胡作非為的官僚也因包拯等諫官的彈劾，在一定范圍內(nèi)一定程度上受到打擊、受到限制。這同包拯、范仲淹、韓琦、歐陽修、司馬光等人對這些勢力有所斗爭是有很大關系的。在北宋整個一代，包拯是對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的陳腐勢力、危險傾向、違法亂紀行為進行堅決斗爭的一個代表人物，取得了較大成果，對其后各代的政治生活帶來積極的影響。這是包拯對北宋政治做出的一個特殊貢獻，也可以說是對后世影響的一個主導方面。

　　另外，我們也應看到，宋代的司法行政制度使監(jiān)司手中掌握實權，這種權力一旦被包拯這樣立志為民干事的人所掌，就能為百姓做些有益的事，這也是包拯這樣的人能做些有價值的事的一種制度上的保證。

　　當然臺諫對宋政治的作用歷來有不同的評價。褒者認為宋之生命在臺諫，抑制了不正之風；貶者認為臺諫好生事，致使國無定。其實提高臺諫官的地位，是皇權清明的表現(xiàn)，至于運用的好壞，很大程度取決于皇帝。由于仁宗處事?lián)u擺反復，當諫官們言及他的“神經(jīng)”或“心愛之物”時，仁宗也會采取相應措施，發(fā)一發(fā)皇威。史載，御史唐介彈劾宰相文彥博進而攻擊包拯好友諫官吳奎，這本是朝中派別的一場斗爭，是彈劾張堯佐勢力的繼續(xù)。但應當看到，以包拯為首臺諫官集體彈劾張堯佐，畢竟傷了仁宗皇帝面子，為了平衡政治力量，吳奎被外放。包拯給仁宗上了《請留吳奎依舊供職》疏，仁宗皇帝不予理睬，并講，這是包拯等人朋黨的大暴露。這表明仁宗在當時特定的情況下對包拯是不支持的，也可以說是不信任的。經(jīng)過再三考慮，包拯向仁宗提出請求外任。所謂求外任，其實是君臣之間處理失信關系的一種辦法。從包拯的政治活動和情緒來說，以后三四年是一個低潮期，這期間仁宗皇帝對包拯的態(tài)度冷淡了下來。這種冷淡態(tài)度，在包拯政治活動上的反映是，這一時期他對現(xiàn)實政治的建議大大減少，似乎要保持一定的距離。

　　能升遷能坐穩(wěn)的個中原因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包拯升任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成為臺官的首領。這個變動，說明仁宗還是想讓包拯這樣的人發(fā)揮點作用，這樣有利于朝政，有利于家國。包拯又成了仁宗的近臣，在朝中占據(jù)了一個重要的職位。包拯當御史臺長官，對當時的政治是有所建議有所改革的，比較中肯地提出了一些問題。但人們明顯地看到，在此任上的包拯顯然不像當諫官時那樣鋒芒畢露，敢說敢為，無所顧忌。諫官包拯的黃金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史家認為，這時包拯的思想比過去來得更加平穩(wěn)些。

　　任何皇權給予臣子的權力都有個限度，這個限度不是靠制度來保證，而是依靠掌權者清明的程度，仁宗也不例外。包拯是仁宗朝少數(shù)幾個未受到過大的政治沖擊、未遭貶逐的官僚?？v觀中國歷史上仕途坎坷的官吏，不是由于思想上對現(xiàn)政權構成威脅，就是由于在實際權位上危及到了當朝的統(tǒng)治者。如與包拯同朝的范仲淹、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等都是仕途坎坷、屢遭貶逐。而包拯不同，他主要不是以政治改革為使命的思想家，而只是實干家。

　　包拯在北宋復雜的仕宦生涯中，總的說官運暢通，波折不多。這同他“犯顏抗諫”、“不合群”的性格似乎是矛盾的，個中原因值得特殊關注。

　　在所有論述中，張?zhí)镌u論可謂獨到。張?zhí)锸前拈T生，包拯奏議集就是由他負責編纂的。他在這個文集題辭中指出，在先朝擔任諫官和御史的人很多，不到三四年，這些人就升到侍從的近列，然而最后不得大用，又多不得善名以去，惟獨包拯，是進無他吝，天下又不得異議的人。這原因何在？張?zhí)镆詾?，包拯一生忠于皇帝，盡力干事，盡管有時諫言激烈，但無異心，因而皇帝可以容忍，可以理解，并采納他的奏議；由于他剛直，不與人結(jié)成朋黨，所以不偏袒任何人任何事，因而少有卷入朋黨之爭，免遭攻擊；因為他辦事公道，因而沒有把柄被人抓住，這樣就可以不被別人牽制。我們從張?zhí)锏脑u論中似乎知曉了性格剛毅、堅持原則有時到了不通人情程度的包拯能升遷能坐穩(wěn)的個中原因，知道了仁宗對包拯信任與支持多于不信任與不支持的個中原因。

　　“君圣臣直，君暗臣佞。”君臣在諫的方面，一般說來，君主起先導作用。君主的虛懷才能換來臣下的竭誠。從歷史來看，仁宗時代批評朝政的臣僚不少，尤其是涌現(xiàn)一批直言敢諫的臺諫官，而仁宗以后贊揚仁宗朝政的臣僚甚多，乃至譽為宋統(tǒng)治最好時期。這一矛盾現(xiàn)象從某種角度說是對仁宗納諫的肯定。

　　實際上，“剛直、干事、干凈”是“包拯精神”的核心，是他一生立身行事的準則。不管在怎樣的環(huán)境之中，得寵也好，失信也罷，他都會努力干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這也可能是他給自己訂下的最低標準。史家認為這也是仁宗對他進一步認識并再次任用的一個根據(jù)。包拯“剛直、干事、干凈”當時就獲得朝野多數(shù)人的贊揚。就連他的反對者也稱他“清節(jié)美行，著自貧賤，嘗言正次，聞于朝廷”。包拯之所以能成為舊時官僚一個好的典型，做到道德人格與政治人格的最大統(tǒng)一，自然與他長期堅守忠孝觀有關，也同他“匡正闕失，盡心報國”的思想有關。

　　包拯的“退化”

　　包拯在仁宗朝從政20余年，當時改革之聲到處充溢，包拯對社會改革的基本觀點與范仲淹、歐陽修等“君子之黨”基本是一致的，但也存在一些重要差異，并不時爭斗一番。改革派與保守派是客觀存在的兩種政治力量，兩派斗爭錯綜復雜。包拯雖同保守派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但他卻從不追隨保守派或摻入派別活動，以自己的清心直道為處世原則，對政治的觀點采取“是則是，非則非”的態(tài)度，在行動上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念行事。

　　在仁宗一代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改革派因條件的限制，沒有把政治改革正式鋪開。真正在改革方面做出了一些實際工作的，包拯是一個代表人物，他能敏銳地看到社會存在的弊端，有針對性進行改革，講求實效，穩(wěn)步推進。他從不把自己的想法過度張揚，更不喜歡發(fā)洋洋大論，他注重的是務實，把自己的改革思想融化在實際工作中。另外，包拯同其他改革派人士比較，他明顯地具有同情貧苦百姓的色彩，他一生為安民、救民做了一定的努力。實事求是講，包拯與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等人相比，在宏觀分析及把握上確實不及，但在求真務實方面則更勝一籌。過去評論包拯，只是停留在他敢于諍諫上，這是必要的，但忽略了他以實干家身份促進改革的特點。

　　包拯一生實際受到仁宗的嚴重影響。仁宗對于臺諫官的態(tài)度，時有變化，甚至采取壓抑限制，這自然會給包拯帶來制約。包拯在為官的后期，直諫精神是有所減弱的，他也擔心過于得罪仁宗皇帝，過于得罪同朝的臣僚們，使自己處于風口浪尖之上。據(jù)顏中其先生在《包公傳》一書中轉(zhuǎn)引陳無己的《后山談叢》記載：在包拯升任樞密副使后，參知政事空缺，仁宗問誰可任此職。御史韓縝非常直率地說：“包拯可以。”仁宗笑著說：“包拯，非昔之包拯矣。”這說明在仁宗的心目中，包拯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同過去有所不同。也可能多年官場生涯，使得包拯保全自身成分逐漸增長，這也可以講是諫官包拯的退化。

　　事實上，在封建專制的社會里，朕即天下，皇帝個人的喜怒哀樂從終極上大于制度，任何個人的進諫都難以始終如一，如果把握不好節(jié)奏和火候，常常是難以保全其身?？梢哉f，好的制度最終也難以突破皇權的制約。這不只是包拯退化，而是整個諫官隊伍的異化，包拯不能把諍諫彈劾精神堅持到底，核心在于體制上的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