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農歷三月十九日，北京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團團包圍，明朝最后一個皇帝朱由檢倉皇從內宮出逃，在宦官王承恩的陪同下，吊死于煤山。這標志著明王朝在中國近三百年的統(tǒng)治正式結束。因這一年為舊歷的“甲申”年，所以每到這一年，人們總會有許多值得回味的感慨。第五個“甲申”年，也就是公元1944年，文人郭沫若寫下了他的著名雄文《甲申三百年祭》，重申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貪賄必然亡國的道理；同時也勸諭新興的工農政黨，切莫驕傲自滿，以免重蹈李自成“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劇。
平心而論，《甲申三百年祭》今天看來仍然以其充溢的歷史關懷和對農民起義“同情的理解”，不失為一篇好文章。而在第六個“甲申”輪回里，隨著歷史潮流的沉浮變換，對李自成的評價也經歷了一個“天上人間”式的飛躍:在尚“左”的年代里，李自成幾乎就是救苦救難的“圣人”；而自20世紀九十年代以降，李自成又重新淪為“賊”“寇”，成為“暴力”的代名詞。其實就李本人的身世和作為而論，他當然不是推動歷史進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與張角、方臘、白蓮教、青蓮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國相比，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其實是最少宗教色彩的。他的起義完全是因饑饉所逼。
一
李自成出生于陜北米脂縣。在明代，米脂縣屬延安府綏德州。這里地處苦寒的黃土高原，土地貧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稅收和“加派”是按畝征收，不考慮實際產出，這對地廣人稀的陜北來說，就顯得極不合理。而最令當?shù)匕傩詹荒苋淌艿氖牵儽北緛淼靥巸汝?，居民靠種地為生，基本沒有什么工商業(yè)，但官府的各種“加派”只收銀子，不要糧食，這就等于額外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再加上無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農民大量外逃，而官府為了“完糧”，規(guī)定一戶逃則其余九戶補足，九戶逃則其余一戶補足，于是，對不想坐著等死的農民來說，剩下的就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亡。
崇禎二年，延安人馬懋才在《備陳大饑疏》里，詳細地記錄了當時干旱無雨，百姓流離失所，哀鴻遍野的慘狀:
臣鄉(xiāng)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樹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其石名青葉，味腥而膩，少食輒飽，不數(shù)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間有獲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饑與死于盜等耳！與其坐而饑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①
這個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折今天讀來仍然使人神搖。三百年前饑民的話直接、痛快，比后世一打學者發(fā)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為根據(jù)“血酬定律”，既然“饑死”和“為盜”所承擔的“風險系數(shù)”是相同的，那么根據(jù)“利益最大化”的原則，當然應當選擇“為盜”，因為“為盜”至少可以吃飽了去死。這個有良知的官員在他的奏疏里繼續(xù)寫道:
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于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影。后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數(shù)日后面目赤腫，內發(fā)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h城外掘數(shù)坑，每坑可容數(shù)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余，而數(shù)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矣。②
馬懋才用“最可憫者”、“更可異者”來備陳當時白骨縱橫，相率食人的慘狀，而這慘劇的發(fā)生地“安塞”，正是早期農民領袖高迎祥的祖居地。同時我們也看到，饑荒固然是由干旱引起的，但只要愿意救濟，也不是全無辦法。“相聚為盜”恰好說明有可盜之處，否則“相聚”有什么用？官府如能“損有余補不足”，本可以將天災造成的損害降低到最低。但他們做什么呢？
……有司悚于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如一戶只有一二人，勢必令此一二人賠一戶之錢糧；一甲只有一二戶，勢必令此一二戶而賠一甲之錢糧。等而上之，一里一縣無不皆然。則現(xiàn)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流異地。此處逃之于彼，彼處復逃之于此。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矣。③
即使百姓相率為食，“有司”還在“嚴為催科”！這說明世界上根本沒有純粹的天災，無論水旱蝗害，事實上都和專制政府的黑暗和貪婪分不開。延安府的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起來造反的。尤其是在崇禎十三年九月，李自成的農民軍被官軍打得大敗，當他率眾從巴西魚腹諸山中逃出，進入陜南的時候，身邊的部眾不足數(shù)百?？僧斒辉麻g，他突然率部進入河南以后，很快聚眾達數(shù)十萬。這和當時河南的災荒有關，但災荒不可能年年有到處有，只要措置得當，也不至于遍地柴薪。而當時的朝廷和官府就像后來的獨裁者一樣，一有“人禍”便諉過于天，不但不想法救濟，反而加征三餉（遼餉、剿餉、練餉）不斷，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還有“火耗”，弄得民困財盡，千里榛莽。這時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買平賣”、開倉賑災就大獲中原人心。時人鄭廉在《豫變紀略》里詳細記錄了李自成當時大賑饑民的盛況:“向之朽貫紅粟，賊乃藉之，以出示開倉而賑饑民。遠近饑民荷鋤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你也許可以說這是“收買人心”，是“作秀”，但崇禎和他的官府為什么不“收買人心”？為什么不“作”這樣的“秀”？因而，就本質而言，與其把農民軍稱作“農民革命軍”、“義兵”或“賊”、“寇”、“匪”、“盜”，還不如直接把他們稱作“饑民”更接近事實些。“饑民”當然不是驕傲的資本，但也不是天生的恥辱；搶糧（農民軍自己稱“打糧”）肯定不是一種榮耀，但當各種通過誠實勞動糊口的途徑被一一堵死之后，搶糧吃幾乎就是一件無可非議的壯舉，至少不比那些將別人碗里的飯奪走的人更無恥。
也就是說“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個個人或某種“主義”，而是效忠自己的腸胃。簡單地講，就是為了請客吃飯。明末的農民起義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即幾乎所有的起義軍首領都有過招安、投降的經歷。桀驁如張獻忠者竟然也在崇禎十一年正式受撫，接受了熊文燦給他的副將頭銜。當一個叫林銘球的巡按御史來到谷城時，張按照官場禮儀，立即向他行跪拜禮。史家在處理這一檔史實時，或者假裝不知道——實在繞不過去，就說這是一種“策略”；或者說這是“農民階級的二重性”。實際上，這恰好說明這些起義的農民領袖，包括李自成在內，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們誰也沒有想過要“取而代之”。這樣，當官軍剿撫并用，答應給他們牛犁耕種，并讓他們的妻小吃飽時，手下將士便人心離散，渴望過正常人的生活。
(責任編輯：陳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