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能夠把一個“沖、繁、疲、難”之地治理得好的，那才叫做真正有政績——對今天來說，其實也是這個道理。

而丟官的。漢成帝時，薛宣管轄的高陵縣令楊湛和櫟陽縣令謝游都是極其貪婪狡猾之人，薛宣封“吏民條言”給楊湛，給他施加壓力，讓他自動辭職；薛宣又發(fā)公函給謝游，開門見山地說“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云云，語氣非常不客氣：群眾對你這個櫟陽縣令很不滿意，都反映你施政無方，法令繁瑣苛刻。于是，謝游的烏紗帽也丟了。所謂“吏民條言”和“吏民言”，正是群眾對兩個縣長的批評、揭發(fā)、舉報之類。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考核

體制內(nèi)的“三等九級”與體制外的“萬民傘”

不過總體說來，古代對官員的考核相對還是比較全面的。

西晉時以四條標準考核郡、縣官員，這四條是：正身（個人品質(zhì)），勤民（為百姓辦事），撫孤（撫恤孤老之人），修人（幫人改錯）。北魏考核官員分為三等：上上、中中、下下；上上者提升，下下者免官，中中者不升不免。北周考核官員制定了6條標準，這六條是：清身心，敦教化，盡地利（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擢賢民（推薦人才），恤獄訟（執(zhí)法公平），均賦役（合理征收賦稅勞役）。

唐代的考核非常完善。一年一考，其中文官的考第是三等九級，參考標準為“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是：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偏重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風。“二十七最”是區(qū)分不同職務所定，偏重行政能力和績效。比如“法官之最”的標準是“推鞫得情，處斷公允”；“學官之最”的標準是“訓導有方，生徒充業(yè)”；“校（書郎）正（字郎）之最”的標準是“讎校精審，明于刊定”，頗似現(xiàn)代出版總署對編校人員的考核，規(guī)定差錯率不得超過萬分之幾，等等不一。

臺灣史學家黃清連在《唐代的文官考課制度》中，編過一份唐代官員九等考第的品評細則：按職設(shè)目達到“最”者，加四善俱全，就評“上上”，一最三善或無最四善，可評“上中”，一最三善或無最三善，可評“上下”；一最一善或無最二善，可評中上，一最或無最而有一善，可評“中中”，倘無最無善，但“職事粗理”，可評“中下”。再往后是“愛憎任情，處斷乖理”評“下上”，“背公向私，職事廢聞”評“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評“下下”。能排在中等三級的，起碼可以保住職位或官階，列入下等三級的，依次是革職降級，聽候監(jiān)察部門查處，直至“貪濁有狀”移交司法部門，跟今天的“優(yōu)秀、良好、一般、及格、不及格”差不多，但唐朝對考核不合格者的處理則比今天要嚴厲得多。

古代官員政績考核多為內(nèi)部進行，但也并非意味著完全不重視民間的聲音，例如“萬民傘”的把戲，那是百玩不膩的。在古代，習慣上州縣長官離任時，總希望當?shù)匕傩崭阋稽c紀念活動，以說明自己“官聲卓著”、“遺愛民間”。老百姓不得不配合，省錢又省事的辦法是，送給離任長官一把有紳士們簽名的“萬民傘”，寓意是闔境紳民都曾得到這位長官的庇護。

還有一項離任的儀式就是“脫靴遺愛”。唐朝時有個叫崔戎的好官，在任華州刺史時做了很多好事。后來任滿離開時，百姓們都不舍得讓他走，攔在路上，拉斷了他的馬韁繩，脫掉了他的官靴。后來形成習慣，明清時州縣長官無論清濁賢愚，離任時都要搞這么一出把戲，在出境之前，由紳民攔路替官老爺脫掉那官靴，算是留作紀念。

漢魏時代就有了民意評官

往前追溯，民意評官的源頭當是漢魏時代的鄉(xiāng)議選士制度，就是從最初的選拔官員要聽取群眾評議，逐漸發(fā)展到考核官員時也要參考群眾評議。當時，有很多基層官員因為得到了群眾的高度評價而飛速升官。比如，在《漢書·循吏傳》中，朱邑就是因為受到群眾擁戴，由鄉(xiāng)干部一下子升為太守卒史；召信臣也因為得到了群眾的好評，由上蔡縣長直升到零陵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