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辛亥革命還在人脈傳承方面，長期與其后續(xù)革命的各個發(fā)展階段有著密切關系。

　　五四運動中以辦《新青年》出名的陳獨秀，早在1902年留學日本時就加入青年會，學成返抵蕪湖曾先后組建革命團體愛國會和岳王會，并以岳王會長身份率領該會成員于1905年加入了同盟會；安徽獨立成立軍政府后，他先后擔任過軍府秘書長與教育司長等職。

　　新文化運動的另兩位主將魯迅和胡適，也與辛亥革命關系密切：

　　魯迅于留日期間的1908年曾加入光復會，其1909年8月歸國執(zhí)教于紹興中學期間，暗中從事革命活動；1911年11月浙江獨立后，他先后擔任過山會師范學校校長，及民國政府教育部僉事等職。

　　胡適則于1908-1910年間在革命黨人創(chuàng)辦的上海中國公學里學習，深受革命思想之洗禮，畢業(yè)后又執(zhí)教于該校。

　　1921年7月，出席上海中共“一大”會議的13人中，也有幾位是辛亥革命戰(zhàn)士：

　　漢口代表董必武是老同盟會員，參加過武昌起義，后任湖北軍政府理財部秘書、同盟會湖北支部評議員等職。

　　長沙代表毛澤東早在中學時期，就“知道了孫中山的名字和同盟會的綱領”，并撰文提出“應將孫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總統(tǒng)”。武昌起義勝利和長沙光復后，他覺得“清帝尚未遜位，這正是奮斗的時候”，于是”決心加入革命軍”，“以便能幫助完成革命”，他加入了湖南新軍，當了半年兵。

　　廣州代表陳公博曾于1907年加入同盟會，參加過反清斗爭。而當時派包惠僧代表自己出席中共“一大”的陳獨秀，則一直是中共初期的主要領導人。

　　肆

　　首次國共合作期間，辛亥革命黨人任黨政軍要職者不乏其人

　　在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會議選出的第一屆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會里，有包括孫中山在內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25人（含跨黨之中共黨員3人），候補執(zhí)委17人（含跨黨的中共黨員7人），中共監(jiān)察委員5人，后補監(jiān)委5人。

　　這52名執(zhí)監(jiān)委員有十分之九的人參加過辛亥革命運動，其中老同盟會員占38人。他們之中，任過同盟會本部領導職務者2人，任同盟會支部長及省市主盟人與分會長者至少13人；任南京臨時政府各部次長以上職務者6人，任各省軍政府都督及司長等職者6人，任南京政府參議院和北京政府國會之議員與議長職者9人。

　　當時的國民黨中央和廣州革命政府，就是由以孫中山為核心的一批老同盟會員，如胡漢民、廖仲愷、許崇智、戴季陶、鄒魯、林祖涵、何香凝、林森等人組成的。他們牢牢掌控著黨、政、軍、財、群等部門之大權，領導著國民革命運動的開展進行。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產生的第二屆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會由80名委員組成，中央執(zhí)委的36人中有中共黨員8人，候補執(zhí)委之24人中有中共黨員8人，中央監(jiān)委之12人中有中共黨員1人，候補監(jiān)委之8人中有中共黨員3人。

　　辛亥革命黨人在這里面仍占很大的比例和優(yōu)勢，且任黨政軍要職者不乏其人。

　　伍

　　從北伐到抗日，從國民黨到共產黨，

　　辛亥革命宿將的貢獻極大

　　北伐戰(zhàn)爭中，從國民黨中央軍委會主席汪精衛(wèi)、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到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總參謀長李濟深和白崇禧，及國民革命軍的軍長何應欽、譚延闿、朱培德、李福林、程潛、李宗仁等，他們或為老同盟會員，或是參加過辛亥革命之人。

　　第一次國共合作，還為以中共黨團員為主的新一代革命者登上政治舞臺大開綠燈，不少中共黨員進入了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機構（尤其是武漢國民政府）。這為中共日后擔負起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重任，奠定了政治基礎和養(yǎng)成了大批干部。

　　隨后，不少辛亥革命者參加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投身于當時的抗日救國斗爭?？箲?zhàn)初期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的中央軍事委員會里，約9/10的成員是原同盟會黨人；其國防會議、最高國防會議及國防參政會等機構中之成員，也大多有過辛亥革命經歷。

　　抗戰(zhàn)期間，國民黨政府先后劃分過12大戰(zhàn)區(qū)，擔任過各戰(zhàn)區(qū)正副司令長官者約有17人，其中同盟會員和參加過辛亥革命運動者占13人以上。

　　中共領導下的陜甘寧邊區(qū)及八路軍和新四軍里，也有一些主要領導者是原辛亥革命黨人，如毛澤東、朱德、林伯渠（即林祖涵）、董必武、彭德懷、劉伯承、謝覺哉、葉挺、張云逸等。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