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不想演講，只想向大家朗讀一段我的作品。”上周六，著名作家畢飛宇做客“方所——作家現(xiàn)場”，與“布道”式的高談闊論相比，畢飛宇似乎更沉浸在文字的魅力中。他念起自己的代表作《玉米》中的一段，抑揚頓挫，低吟淺唱，完全忘卻了四周的嘈雜之聲。

畢飛宇說，寫作的快樂是不從事文字工作的人難以理解的。“就像是進入了癲狂的狀態(tài)，在那一瞬間，你突然覺得自己無所不能，雖然事實可能證明這一種‘無所不能’只是幻象，但是誰不喜歡這種無中生有的激蕩人心的體會呢？”

從《青衣》、《玉米》到剛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推拿》，畢飛宇一直堅持自己的步調(diào)：低產(chǎn)，不輕易拋頭露面，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他甚至不使用手機和電腦，因為“在電腦上看不出錯別字”。這樣一位作家，他的文學世界是怎樣的？在這次的交流中，畢飛宇撕開他思想世界的一角，讓讀者一窺究竟。

“我對自己的作品沒有不滿意的”

我是一個寫作態(tài)度非常認真的人，至今我家的抽屜里還有許多我認為不適合拿出來的作品。在修改稿件的時候，即使是一個標點符號，我都會斟酌好多天。

畢飛宇是出了名的“低產(chǎn)”作家，從上世紀80年代從事寫作至今，他為人所熟知的小說不過那么幾部，同時，他也是出了名的得獎專業(yè)戶，曾獲得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英仕曼亞洲文學獎等各種重量級獎項。

然而，對于畢飛宇來說，更重要的是自我的認可。在其他作家紛紛感慨自己過往的作品總有遺憾或不成熟之處時，畢飛宇卻驕傲地說：“我對自己的作品沒有一部不滿意的。這不是自戀，更不是自大，這是由我的寫作態(tài)度決定的。”畢飛宇說，他是一個寫作態(tài)度非常認真的人，“至今我家的抽屜里面還有很多我認為不適合拿出來的作品，有一些中篇，有一些短篇。我在修改稿件的時候，即便是一個標點符號，我認為有問題，我都要放著它，有時候一個詞語我覺得不好，我可以一放幾天。”

對于自己的文字，畢飛宇有著十足的堅持和自信。他半開玩笑地說，他妻子甚至因此不愿意再去讀他的手稿，“我每次都叫她提意見，但她提了意見之后，我又會將她駁得體無完膚；如果她贊美哪個地方寫得好，我則會說‘對，你說得很對’。”

“真正驅(qū)使我寫作的是小念頭”

“有時候，我在家里穿上迷彩服，等我走進書房的時候，想象我是一個即將指揮戰(zhàn)斗的將軍，看著宏大的寫作計劃。但是到現(xiàn)在為止，我計劃中的偉大作品一部也沒有寫出來。”

在介紹畢飛宇時，人們總會加上“著名作家”四個字，對此，畢飛宇自嘲：在這個世界上，有像曹雪芹那樣偉大的作家，一部《紅樓夢》改變了人們對母語的使用方式，這是一個有雄心的小說家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退而次之的作家是像王朔一樣，改變一代人的說話方式和生活方式；再次一些的作家塑造了一群個性鮮明的人物，比如說魯智深、祥林嫂；如果連這個也做不到，就只能希望被讀者記住。“如果我什么都做不到，我就只能做到唯一一點：從每一天的寫作中尋找到一種快樂，讓自己的人生和生活變得美滿充實。”

“我得到的我不想要，我想要的我得不到。泰戈爾這句話用在我寫作生涯上特別準確。”畢飛宇說，他經(jīng)常有好的寫作計劃，他把計劃拆開，按照人物，按照時間，按照空間，按照線路，按照心靈，把這些計劃在一張張小紙片上寫下來貼在墻上。“有時候我在家里找感覺，穿上迷彩服，走進書房的時候，想象著我是一個即將指揮戰(zhàn)斗的將軍，看著沙盤，有一個宏大的寫作計劃即將出現(xiàn)。但到現(xiàn)在為止，我計劃中的偉大作品，一部也沒有寫出來。相反，在完成計劃過程中會有一些小念頭冒出來。”

按照畢飛宇的說法，真正驅(qū)使他寫作的是那些小念頭。“這些小念頭小到像針尖一樣，可以讓你感受到那一剎那的刺痛。人在痛的時候，會尖叫或者跳起來。”只有在那一剎那，我才能進入一種有效的創(chuàng)作，而這種創(chuàng)作不在計劃之內(nèi)。”

畢飛宇善于塑造小人物，這種人物與他所說的“疼痛”有關。“任何一個有野心的作家都希望關注這種疼痛的普遍性、以及普遍性背后的機制。中國上一個世紀的文學思路，基本上就是這個路子，但這種努力其實也使中國文學在某一個階段走入死胡同，喪失了真正有效的個體立體的形象。”畢飛宇說，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他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把事情反過來做，不去考慮普遍性，而是去塑造一個個人。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