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李鴻章嘆了一口氣說：改革內政，我非不欲做，但我們國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齊，不像貴國一樣上下一心。如果我們兩人易地以處，結果會如何？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強；如果我是你，在中國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本文摘自《逆淘汰》，作者：程萬軍，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如果沒有“長毛之亂”，李鴻章這等人物充其量是地方二等官，絕對到不了朝廷大員的位置。他與曾國藩、左宗棠這些“中興之臣”是通過“非正當”的渠道仕途高升的，應該具有一定的水平和活力。但即便是這樣的人物，到了官場中心之后，也蛻變?yōu)猷淙艉s的動物?？梢?，還是生存空間與官場環(huán)境決定一個官員的素質。

李鴻章、曾國藩們在國內是一流的官員素質水平，然而一旦拿到國外，就根本失去了“優(yōu)越性”。他們頂多是利益集團的佼佼者，而不會成為信仰集團的精英。所以，對于挽救垂死的清政府，也是無濟于事的。

1896年李鴻章訪俄時，俄國財政大臣維特評論對李的印象說：“從中國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從我們歐洲的觀點看，他是沒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俄國人在接觸李鴻章之后，認為中國素質很低，李鴻章是中國的上層，俄國人以為李鴻璋代表中國。而在國內，如此素質的官員已經算“杰出”與“優(yōu)秀”?？梢?，當時清政府中的“人才”，在世界面前，是何等垃圾水平。

當李鴻章與袁世凱這樣在清政府里“優(yōu)秀”的官員與世界發(fā)達國家官員對比時，且不論西洋，即便是東洋，也不在一個級別。

李鴻章之于伊藤博文，二人分別是中日兩國“總理”級官員。甲午戰(zhàn)爭前，兩人尚可平起平坐，可到了馬關條約時，后者在前者面前只配說“是”。李鴻章為了少賠幾兩銀子，甚至對伊藤博文說出了甘居“養(yǎng)子”的可憐話（“譬如養(yǎng)子，既欲其長，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其苦苦哀求之狀，猶如老鼠見貓一般。

曾經的對手，忽然間一方成為另一方的天敵，憑的是什么？

國家之道與首相的處世哲學決定了一物降一物。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前，清政府全權大臣李鴻章與日本全權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對話。

伊藤對李鴻章揶揄道：想當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風，談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鮮來華與李鴻章談判，被李鴻章斷然拒絕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結果怎樣呢？我曾經給過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貴國迅速改革內政，否則我國必定后來居上，如今十年過去，我的話應驗了吧？

李鴻章嘆了一口氣說：改革內政，我非不欲做，但我們國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齊，不像貴國一樣上下一心。如果我們兩人易地以處，結果會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強；如果我是你，在中國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這段對話儼然可為李鴻章所蒙受的“冤屈”開脫——甲午之敗，非李鴻章之罪也。而是“國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齊”導致的問題，這個問題似乎是個人解決不了的。

然而，道理真的如此嗎？

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分別是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始于1861年，比1869年才正式開始的明治維新早8年，但結果卻是日本后來居上，洋務運動的首領俯首于明治維新首領面前，簽訂了大清有史以來最屈辱的《馬關條約》。

為什么會有這種結局呢？李鴻章所抱怨的彌漫于中國朝野的保守思想和守舊勢力對近代化運動的阻撓破壞無疑是重要原因。但是李鴻章又算是哪種進步勢力呢？

我們不能拿敵國首腦的諛辭當做“真理”，關于李鴻章，梁啟超早有到位的評價——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他沙上建塔，對一個破屋只知修葺卻不能改造”……。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