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訂馬關條約

“帝制之誤，苦我生靈，勞我將士，群情惶惑，商業(yè)凋零，如此結果，咎由自取。誤我事小，誤國事大，摸我心口！”李鴻章遇刺后，日本朝野大為震驚。天皇遣御醫(yī)軍醫(yī)前來為李鴻章診治，皇后特派護士兩名，還送上了據說由皇后親制的繃帶。日本國民中，特地到李鴻章下塌旅館探視、用電報書信等形式表達慰問的，也絡繹不絕。

日本人如此動作，無非害怕這一兇案授予列強干涉的口實。中國當時猶如一個讓人垂涎的蛋糕，日本如果借助戰(zhàn)爭的勝利，在這塊蛋糕上切割過多，勢必成為眾矢之的。這其中又以強鄰俄國的態(tài)度最為莫測，讓日本如芒刺在背。陸奧宗光后來坦承：“如李鴻章托其負傷使事半途歸國，大事責難日本國民之行為，巧誘歐美各國再次要求其居間調停，則不難獲得至少歐洲二三國之同情。而若招歐洲強國一次干涉，我對清國之要求或將不得不大為讓步。”

但日本人對李鴻章先倨后恭，表現得過火，連他們的外務大臣也看不下去了，陸奧宗光回憶錄中說，日本人“急于徒飾表面，其言行或不無虛偽失中庸者。事實上清日開戰(zhàn)以后，我國各報，人人集于公私會夸張大言罵詈誹謗清國官民之缺點，甚而對李鴻章個人作不堪聽聞之人身攻擊者，今日忽然對李之遇難痛惜，往往出于諛辭之溢美言語，甚而列舉李已往之功業(yè)，謂東方將來之安危系于李之生死。與其謂全國處處嘆惜李之遭難，毋寧謂畏懼因此生外來之非難。”

在自己家門口險些讓前來議和的外賓喪命，慰問等表面功夫當然不可少，但怎樣才能給世界一個還算過得去的交待呢？

李鴻章來馬關后，在春帆樓已和伊藤博文、陸奧宗光會談三次，會談中，李鴻章提出應先休戰(zhàn)，再談議和條款。這一年，伊藤博文55歲，陸奧宗光52歲，無論資歷還是聲望，均屬李鴻章的晚輩，但晚輩卻一點兒也沒給前輩面子。李鴻章的休戰(zhàn)請求被強硬拒絕?，F在發(fā)生了兇案，日本人立即想到可用同意休戰(zhàn)來籠絡病床上的李鴻章。

當陸奧宗光到李鴻章病榻前宣布天皇的暫時休戰(zhàn)決定時，“李鴻章之半臉綁繃帶，以其繃帶外之一眼呈十分歡喜之意。……并對我謂：其負傷尚未痊愈，雖不能赴會議所商議，但在其病床前談判則無妨。”

暫時休戰(zhàn)，于日本人并無實際損失，但到底能使戰(zhàn)火中煎熬的中國人少受一點摧殘，李鴻章的“十分歡喜之意”便也在情理之中了吧。

辭銳氣竭的窘境

小山六之助射出的子彈入骨兩寸有余，所幸非要害部位，無性命之憂。日本醫(yī)生均認為，要免除后患，最好將子彈取出，但須患者靜養(yǎng)多日。李鴻章以談判刻不容緩，拒絕了這一治療方案。至三月十六日（公元4月10日），僅調養(yǎng)了半個月的李鴻章基本痊愈，再度走上談判桌。與伊藤博文展開了第四次、第五次會談。

會談的結果是眾所周知的。三月廿三日（公元4月17日），馬關條約畫押。條約要旨為：中國承認朝鮮獨立；割讓奉天南部（自鴨綠江安平河口至鳳凰城、海城、營口以南）及臺灣澎湖；賠償軍費2億兩白銀，于三年內分八次交清；另訂商約，依中國與歐美各國現在約章為本，并開蘇州、杭州、沙市、重慶為口岸，日船得航行長江、運河、吳淞江，日人得在各口岸從事工藝制造，機器進口只納進口稅，日人制造貨物豁免內地稅、鈔課、雜派；日軍暫占威海衛(wèi)，俟賠款付清，商約批準互換，方行撤回（中國每年付占領軍費五十萬兩）。

這一條約對中國的嚴重損害不言自明，日本則借此一夜之間成為暴發(fā)戶。當年日本全國財政收入為1億日元，而《馬關條約》的賠款就合3億日元，還不包括所謂駐軍費。日本通過《馬關條約》獲得的巨額資金，工業(yè)和軍事的現代化進一步加速?，F在馬關的春帆樓前還立著一塊石碑，上面赫然刻著“今之國威之隆，實濫觴于甲午之役”幾個大字，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也成為日本人的民族英雄，春帆樓談判會所外的小院里，至今立著這兩人的半身銅像。

與伊藤相比，來簽城下之盟的李鴻章就尷尬多了。后世所加的“漢奸”、“賣國賊”之名自不必說，即在當日，國內一批士大夫就開始痛罵他了。

戰(zhàn)爭還沒結束時，一個叫安維峻的御史因大膽抨擊慈禧太后、大太監(jiān)李蓮英、李鴻章這三個最顯赫的人物，一時成為知識分子中的英雄。他說太后“遇事牽制”，李蓮英“干預政事”，而李鴻章則簡直該死，因為他“通日主和，跋扈不臣”，而其之所以不愿與日本作戰(zhàn)的原因，是由于擔心自己“寄頓倭國之私財付之東流”。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在駐日公使任上，曾納日女田中桂子為妾，這位安御史在奏疏中乃徑書一筆，“李經方乃倭賊之婿”！最后他獻上了破日的秘計：如果宣布李鴻章之罪，明正典刑，布告天下，“倭賊有不破滅”，皇上您直接砍我的頭就是！

以市井傳聞，強加于正負責對外軍事的大臣之身，如此不經之談，居然成為知識分子傳誦的雄文，士林浮囂之習可見一斑。

李鴻章議和談判中的重要事項，均曾請旨。朝中大老們面對日本人的咄咄逼人，毫無辦法，卻把氣撒在正和人艱難談判的李鴻章身上。光緒帝師傅、人稱“狀元宰相”的翁同和在日記中曾寫道：“數日無封奏，而電亦稀，惟李相頻來電，皆議和要挾之款，不欲記，不忍記也。”翁師傅這里似乎弄錯了，議和要挾的是日本人而非李鴻章。他在國內當然可以“不欲記，不忍記”，但在外面談判的人，能不能“不欲談，不忍談”呢？

敗軍之將不言勇，城下之盟不好簽。伊藤博文赤裸裸地威脅，如果談判破裂，“我命令一下則北京之安危，有不忍言者，中國全權大使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入北京城門，亦屬不能保證。”勝利者的驕橫和戰(zhàn)敗者的窘困，躍然紙上！盡管如此，整個談判過程中，李鴻章還是竭力發(fā)揮了其滔滔雄辨之才。

馬關談判正式開始，李鴻章首謂中日“總以永好為是，如尋仇不已，則有害于華者，未必于東（日本）有益”，彼此“應力維亞洲大局，永結和好，庶我亞洲黃種之民，不為歐洲白種之民所侵蝕”，接著對日本的進步和談判對手伊藤博文的功績大表贊賞，又論東西洋形勢，以“兄弟鬩墻”相戒。二次談判，日本提出苛刻的停戰(zhàn)條件，李鴻章再度解說：“中日系切近鄰邦，豈能長此相爭？久后必須和好。但欲我好，須為中國預留體面地步，否則，我國上下傷心，即和亦能持久。”三次談判，他勸日本“回頭”，“少走幾步，不亦可乎？”

正式和約談判中，日本提出割地、賠款、重訂商約等要求，李鴻章在答復的說貼中，謂“如勒令中國照辦，不但不能杜絕爭端，且必令日后兩國爭端紛紛而起，子孫永成仇敵”，“為彼此臣民深謀遠慮，自應立一永遠和好互相援助之約”，“屹然為亞洲東方筑一長城，不受歐洲各國之狎侮。日本如不此之圖，徒將一時兵力，任情需索，則中國臣民勢必嘗膽臥薪，力籌報復，東方兩國，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適來外人之攘奪耳。”并提出忠告：“極盼約章一切妥善，毫無流弊，……兩國民生后來數世之造化命運，皆在兩國全權大臣掌握之中。……今日賠費數目或多或少，今日思得兵力所到之地，以增幅員，或廣或狹，皆屬無關緊要。至于中日兩國官民，日后或永遠和好，或永遠相仇，則有關于日本之國計民生者甚大。”他希望使“將來嫌隙無從而生，釁端無從而起”，兩國百姓“永遠和睦，彼此相安，福澤綿長。”

不能不說，中日必須和好的道理，李鴻章闡述得甚為透徹，可惜打了勝仗器小易盈的日本人哪里聽得進去？陸奧宗光后來就不屑地說，這不過是“家常茶飯之談”！

為了爭得條款的些小讓步，李鴻章堪稱付出了最大努力，但因底氣不足，不免辭銳而氣竭。陸奧宗光回憶：“起初就償金二億兩，他要求減少五千萬兩，視不能達此目的，他則乞減少二千萬兩，最后他竟對伊藤全權哀求以此些少減額為其歸途之餞別。此等舉動以李之地位而言實有失其體面。”

順便說一句，日本在撈取巨大利益后，同意簽訂和約，而沒有像當初叫囂的那樣“打下北京，活捉清帝”，并非出于善心，實由于列強環(huán)伺，而且力有未逮。參加了甲午海戰(zhàn)的日本海軍大尉木村浩吉于戰(zhàn)后撰文，就曾這樣“忠告”國民，“若是相信攻陷帝都，必是其屈服之時者，恐怕忘了清國之龐大。此外，以為彼將因不堪我之蹂躪而屈服者，均是忘了其乃大國之人。今試觀清國全圖，將實際可蹂躪之部分涂以墨汁，然后掛于墻上，離開一點仔細看看，是否果真有降服該國之能力？”

三月二十六日（公元4月20日），李鴻章離日抵天津，奏報和約已成，哀述“既不免毀傷殘年之遺體，復不能稍戢強敵之貪心。”船到大沽，他派隨員前往北京，將約本送達總理衙門，本人則稱病留津。他知道一場風暴正等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