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底，毛澤東約周恩來等談話，表示：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并說林彪問題不是極“左”而是極右。這樣，對極左思潮批不下去了。但盡管如此，周恩來在實際工作中仍然就一個個具體問題盡力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傾錯誤。在“文化大革命”的驚濤駭浪中，周恩來還常常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爭，在忍辱負重的周旋中，等待歷史的轉機。當時，周恩來的一進一退，都關系到黨和國家安危的大局，如果頭腦稍不冷靜，言行稍有不慎，不僅于大局無補，而且會給早在一旁虎視眈眈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以打倒他的口實，從而給已經處于危難之中的黨和國家造成更大的不幸。周恩來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因此，他除了在一些重大事件上與林、江集團進行面對面的斗爭外，許多時候則是以沉默的方式表示自己無言的抗爭。他忍辱負重，頑強地堅守著自己的崗位，與林、江集團進行苦苦的周旋，決不給他們以可乘之機。

對于這一點，許多同志甚至老戰(zhàn)友都不理解。譚震林曾在反擊江青的一封信中不解地表示：“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胸襟寬，想得開，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對于同志的不解，周恩來不做任何解釋，而是一如既往地向著自己認定的目標頑強地走下去。他堅信人民和歷史最終是會理解自己的。他曾經說過：“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個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事實證明，正是他這八個字，為黨最終結束“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換來了黨的事業(yè)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