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956年，我們黨在毛主席帶領下，掀起了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熱潮。毛主席聽取了工交、財貿等方面34個部、委的工作匯報后，提出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周總理在黨的八大會議上的報告中總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經驗。陳云同志也在黨的八大會議上發(fā)言，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應該是“三個主體”和“三個補充”的構想，即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是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濟是補充；計劃生產是主體，在計劃許可范圍內按市場變化的自由生產是補充；國家市場是主體，一定范圍內的自由市場是補充。這對于克服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出現的盲目求純的思想，是一副對癥良藥。



 

我在黨的八大會議上的發(fā)言，根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踐經驗，講了正確處理積累和消費關系的三種比例，即國民收入中積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點；國民收入中國家財政預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點；國家預算支出中基本建設投資的比重不低于40%或者略高一點。1957年1月，陳云同志在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表示很贊成我的這種研究，認為尋找這些比例關系是完全必要的。接著他說，他想從另一個角度，試圖尋找一些制約的方法，來防止經濟建設規(guī)模超過國力的危險。他提出的方法是，財政收支和銀行信貸都必須平衡，而且應該略有結余；物資應該先保證必需的生產和必需的消費，然后再進行必需的建設；人民購買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須同能夠供應的消費物資相適應，等等。他強調，建設規(guī)模必須和國力相適應。適應還是不適應，這是經濟穩(wěn)定還是不穩(wěn)定的界限。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經濟穩(wěn)定極為重要。由此可見，當時黨內的調查研究和探索求實的氣氛，確實是十分濃厚的。而陳云同志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

但是，也就在這個時候，我們黨在發(fā)展經濟問題上，開始出現冒進和反對冒進兩種不同的指導思想。1955下半年，在農業(yè)合作化問題上，不適當地批判所謂“小腳女人”走路之后，在反對右傾保守的氣氛下，第二年各條戰(zhàn)線都出現了基本建設規(guī)模過大、生產指標過高、信貸突破計劃過多等冒進傾向。針對這種傾向，陳云同志同少奇、恩來等同志一起，提出反對冒進，重點發(fā)展和適當收縮的方針。在陳云同志主持下，1957年的綜合平衡工作搞得比較好，當年財政收支平衡，略有結余；商品貨源顯著地大于社會購買力，補足了上年的虧空。

1957年1月，毛主席召開小范圍會議，座談1956年經濟工作。陳云、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和我都發(fā)了言，一致認為1956年經濟建設上“冒”了。先念同志從財政角度說，“冒”了30億到35億元。我列舉了基本建設投資過多、擠了市場等十種表現。毛主席作了記錄。但是，他實際上不同意反冒進，認為反冒進會給群眾的積極性潑冷水。毛主席一向珍惜群眾的積極性，這是十分可貴的，但他對經濟建設要按照客觀規(guī)律辦事則考慮不夠。毛主席批評反冒進，在1958年初召開的南寧會議上達到了高潮。陳云同志因病沒有到會。周總理作了自我批評，表示由他承擔主要責任。自那以后，陳云同志被錯誤地認為“思想右傾”。50年代末、60年代初，當經濟建設遇到挫折的時候，毛主席又把陳云同志請出來，解決存在的困難問題。然而，陳云同志實事求是的作風，同當時“左”的急于求成的做法是不可能合拍的，在他主持解決了急待解決的問題之后，他的意見又不被重視，靠邊站了。這時，他就潛心研讀馬列著作，以彌補工作繁忙時讀書讀得少的缺憾。當組織上需要他出來工作時，他又立即全身心投入，盡職盡力。例如，1959年的鋼指標，經過武昌會議和上海會議，已分別降到1800萬噸和1650萬噸。但毛主席仍然放心不下，特地委托陳云同志進行研究。陳云同志帶領財經小組成員，連續(xù)聽了冶金部的六次匯報，經過認真計算和綜合分析，提出“1959年鋼的生產指標就是1300萬噸”。5月15日，他在給毛主席的信中，針對有的同志認為鋼材定為900萬噸太少的提法，勇敢地提出：“說把生產數字定得少一點（實際是可靠數字）會泄氣，我看也不見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講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會泄氣。（2）”他的這個意見得到了毛主席的贊同。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