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看重錢，會賺錢，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文壇，人所共知。這與中國文人講求的“君子固窮”背道而馳，成了很多人詬病林語堂的原因。不過，林語堂仍是該要的錢一分不少，該花的錢也慷慨解囊。

    “認錢不認人，見訪諸君莫怪”

    初闖上海灘的林語堂，本想安分地靠爬格子吃飯，卻發(fā)現這碗飯沒有他想象得那么容易。吃飯問題成了頭等大事。他想的第一個辦法就是“一稿兩投”.同樣的內容，寫一份中文的，寫一份英文的，這樣可以得兩份稿費，而不至于有道德上的限制。有人高度贊揚說，林語堂的中文好到無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無法翻譯成中文。這對林語堂來說，只能算是小打小鬧。

    林語堂當仁不讓是會賺錢的主兒，有經濟頭腦。他靠《開明英文讀本》居然拿了30萬大洋的版稅。在那個時候，錢還很值錢，幾千塊錢就能買個四合院。據傳說，那時候林語堂辦《論語》雜志，每期都要由出版社時代公司帶著稿費和編輯費去，他才給稿件。當時林住在杰斯菲爾路的一棟洋房內，門口立著寫有“內有惡狗”的木牌子，時代公司的職員恨他的態(tài)度過于“猶太”,曾提議替他在木牌上續(xù)兩句：“認錢不認人，見訪諸君莫怪。”當然，這有些言過其實了。

    該花的錢，一點都不吝嗇

    林語堂在收入上斤斤計較，可該花的錢，一點都不吝嗇。林家出國前一年，夫人廖翠鳳的大哥吸鴉片死了，余下的20多口人都沒有工作，靠著早年的一點積蓄，坐吃山空。林語堂的姐夫去世了，留下瑞珠和8個孩子；大哥也走了，留下孤兒寡母；二哥玉霖失業(yè)，他有7個孩子；三哥處于半失業(yè)狀態(tài)，三嫂體弱多病，醫(yī)藥費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所有這些，都是靠林語堂接濟。

    20世紀30年代在美國，由于版稅豐厚，林家生活富裕。1938年，林語堂總共收入3.8萬美元，全家開支及接濟國內難民、親戚花去1.2萬美元。林語堂對中國貨幣有信心，1939年初，他用1.6萬美元兌換了10萬銀元，存在中國銀行；后又用2.3萬美元兌換13萬銀元，分別存7年、10年、14年，預備每個女兒22歲時，都可以領得10萬銀元。誰知隨著抗戰(zhàn)的深入，國內通貨膨脹越來越厲害，林語堂的幾萬美金變成廢紙。

    1939年，林語堂的收入為4.2萬美元，開銷為1.75萬美元，年底，他為夫人廖翠鳳買了一枚價值1000美元的3.38克拉的鉆石戒指。那時，他的《生活的藝術》成為全美暢銷書冠軍，穩(wěn)居榜首達52周。他用英文寫的《京華煙云》出版后，在美國多次再版，僅抗戰(zhàn)期間銷量就達25萬冊。雖然這么暢銷，林語堂卻不肯自己譯成漢語，認為最合適的翻譯人選，是比他小兩歲的郁達夫。很顯然，他欣賞郁達夫的文才，認為市場前景會好，可以讓譯者小賺一筆。

    可惜當時正是抗戰(zhàn)，郁達夫的生活狼狽不堪，忙著離婚，哪有閑情來翻譯他的小說。

    取之有道，用之有道

    1940年5月，林語堂偕夫人與女兒由美返國，在重慶北碚購置了一幢四室一廳的五間居室作為住家。他再次出國時，毅然將該住房捐獻給正處在困難中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抗戰(zhàn)時，林語堂到法國旅行，向法國一家事務所捐款4220法郎，認養(yǎng)了6名中國孤兒。林語堂對親戚朋友格外關心，將《宇宙風》的版權贈給大嫂，侄女家中遭劫，他知道后，從美國寄錢給她。

    不過，聰明人也會失算，也會虧本，也會棋錯一著。為研制中文打字機，林語堂投入了10多萬美元，因為打字機沒有投入生產，成本無法回收，連家庭的日常生活也無法維持。走投無路，林語堂只好賣掉了紐約的公寓和家具，用于償還債務。此時，他準備去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任職，就在準備離美時，他收到了美國稅務局發(fā)來的信函，要求他交清歷年欠交的個人所得稅3萬多美元，否則不能離境。幸虧好友借給他一筆錢，再加上及時收到的《蘇東坡傳》的版稅，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林語堂最窮困的時候，曾向他的美國出版商賽珍珠告貸，但賽珍珠斷然拒絕。賽珍珠夫婦出版林語堂的作品，海外版和翻譯版都拿50%的版稅，而且版權還歸他們的公司所有，而一般情況下，出版公司只拿10%的版稅。1953年，林語堂才得知此事，他非常惱火，立即聘請律師向賽珍珠清算版稅，并要求收回作品的版權。賽珍珠打電話給林語堂的二女兒林太乙：“你父親是不是瘋了？！”后經朋友調解，賽珍珠才將林的著作版權歸還。

    所以說，林語堂是一個現代逍遙派，現代的道家。他愛錢，因為沒有錢在現代社會是逍遙不起來的。不過，他的錢財是取之有道，用之有道。他教育女兒：“金錢藏在我們自己的口袋里，而不去幫助別人，那錢有什么用處呢？金錢必須要用得有價值，又能幫助別人。”一個人，一個文人，林語堂的金錢觀其實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