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至成（1903年——1967年），生于貴州省三穗縣，侗族人。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工作的開拓者和重要領導人，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如云戰(zhàn)將中，坐鎮(zhèn)我軍大后方，負責后勤工作的開國上將為數(shù)不多，其中一人便是被毛澤東稱為“紅軍大管家”的楊至成，而毛澤東的著名詩句“黃洋界上炮聲隆”更與他有著最直接的關系。

    楊至成之子楊子江告訴記者：“黃洋界保衛(wèi)戰(zhàn)的那門迫擊炮就是父親從倉庫里找出來的，當時留守井岡山的紅軍不足一個營的兵力，因為這聲炮響讓敵軍誤以為紅軍主力回來了，嚇得狼狽逃竄，毛澤東聽聞后揮筆寫下了這著名的《西江月·井岡山》。”由此，楊子江打開追溯的閘門，回憶起父親楊至成。

4次受傷結(jié)緣后勤

    貴州諺語道：“地無三尺平，天無三日晴，人無三分銀。”1903年，楊至成出生在窮困的黔東南三穗縣侗鄉(xiāng)。父親在他出生前3個月，遭歹徒謀害死于非命。母親一人挑起養(yǎng)家糊口的重擔，養(yǎng)育楊至成，還有他之上的一兄一姐長大成人。楊至成從小就很懂事，放學后主動幫著家里放牛放鴨，為母親分憂。

    根據(jù)資料記載，楊至成11歲進入縣高級小學，14歲被省甲科農(nóng)業(yè)學校養(yǎng)蠶專業(yè)錄取，在這一時期接觸到先進的思想，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成為黃埔第五期高材生。1927年，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楊至成毅然選擇加入共產(chǎn)黨，這在白色恐怖的環(huán)境下是需要非凡勇氣和意志才能作出的決定。從此以后，楊至成開始了漫長的革命生涯。

    在主持后勤工作前，楊至成是沖鋒陷陣的老紅軍戰(zhàn)士。他參加了1927年南昌武裝起義、1928年湘南起義，隨后跟朱德上了井岡山。但按照楊子江的解釋，父親與后勤結(jié)緣始于4次在前線受傷的經(jīng)歷。湘南起義中，楊至成右腿負傷。此后起義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nóng)革命軍第一師，楊至成被任命為師部副官長，從事后勤工作，這是他第一次接觸我軍后勤。4月，“朱毛”紅軍在井岡山會師，楊至成任紅四軍28團4連連長。在井岡山保衛(wèi)戰(zhàn)中，楊至成和敵人拼刺刀身負重傷，朱德提名讓在醫(yī)院養(yǎng)傷的楊至成擔任留守處主任，毛澤東也認為他做連長太屈才，批準提拔為留守主任，讓他負責管理傷病員、部隊的給養(yǎng)和醫(yī)藥供應工作；1929年在大余戰(zhàn)斗中，楊至成左腳受傷后被任命為紅四軍軍部副官長；1932年7月廣東南雄水口戰(zhàn)役因搶救傷員腹部受傷，被任命為紅軍總供給部部長，這是紅軍后勤一把手的位子，名副其實的“紅軍大管家”.

    “父親從此正式成為專職后勤的領導人。聽父親講這段歷史，他與后勤結(jié)緣是‘機緣巧合',但父親辦事踏實負責，又是那個年代為數(shù)不多的高學歷文化人，這兩點是他最終成長為’紅軍大管家‘的最重要因素。”楊子江說。

工作中是個“火爆脾氣”

    楊子江對父親工作態(tài)度的描述是“負責周到，想到什么就一定要辦好”.比如楊至成擔任副官長后協(xié)助供給處為全軍做軍衣的事，楊子江曾聽父親回憶，他看到紅軍穿著繳獲的國民黨士兵的軍服、農(nóng)民的衣服、甚至還有打土豪繳獲的女人服裝，很不統(tǒng)一。1929年福建長汀戰(zhàn)役勝利，紅軍正好繳獲了國民黨的一個被服廠，楊至成就想著為紅軍換新衣。毛主席知道后很贊同，楊至成便四處招收縫紉工人，在蘇區(qū)建立起一個臨時紅軍被服廠，為紅軍趕制統(tǒng)一的軍裝。按照初步設計，紅軍軍裝定為灰色八角帽、四個兜的列寧裝、小挎包和陳嘉庚皮鞋。由于資金比較富裕，楊至成等幾人又向毛澤東、朱德建議給每套軍服都配上紅領章和紅帽徽。

    在楊至成的帶領下，被服廠的工人幾天沒合眼，趕制出了6000多套軍裝，紅四軍第一次統(tǒng)一著裝，部隊面貌煥然一新。楊子江說：“父親做軍裝，既要到各地采購布料和輔料，跟人談生意，同時還要組織生產(chǎn)，服裝產(chǎn)業(yè)鏈上所有崗位都過了一遍，成了全能的’商人‘.”

    1933年1月，楊至成接手剛成立不久的總供給部。與趕制軍裝相比，統(tǒng)領這個涉及被服、裝具、糧秣、炊飲、財務、宿營、武器和彈藥的部門需要更多的耐心和責任心。楊至成從制度入手，完善了之前建立的紅軍供給標準。比如，將伙食費的內(nèi)容規(guī)定為“供煮飯買油、鹽、柴、米、菜及買茶葉之用”,各類明細被劃分得很有條理。為保證足夠的經(jīng)費，楊至成絞盡腦汁，還摸索出了一套籌資辦法，包括向鄉(xiāng)政府請領、請群眾支援、靠打仗繳獲、打土豪籌集、生產(chǎn)自給、自辦貿(mào)易甚至發(fā)行公債。據(jù)資料記載，1933年7月，中央政府發(fā)行了300萬元公債，其中100萬元給紅軍做軍費，另外200萬元借給合作社、糧食調(diào)劑局和對外貿(mào)易局做本錢，投資生產(chǎn)。就這樣，在楊至成的操持下，紅軍自己的后勤部隊逐漸發(fā)展壯大。

    與楊至成共事多年的朋友們這樣描述他，“是個直腸子、火爆脾氣。也是很接地氣的領導，有事說事，從不給你小鞋穿，有時候我們挨點罵心中更痛快。”很多年后，秘書王之回憶，楊部長有一次和屬下“老歪”一起討論服裝樣式，“老歪”覺得設計有難度直呼“干不了”,楊部長一下氣青了臉，覺得“老歪”故意推辭，上去就是一頓罵。第二天一上班，楊至成就后悔了，親自來到“老歪”辦公室向他道歉。他還向王之交代：“王秘書，以后你看我發(fā)火，一定要提醒提醒我。”

與毛澤東的革命情誼

    1933年9月，李德從蘇聯(lián)輾轉(zhuǎn)來到紅都瑞金，“直腸子”楊至成又得罪了這位共產(chǎn)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博古命總供給部部長楊至成直接負責李德的生活，李德要喝牛奶，又要吃面包、香腸和雞蛋。楊子江說：“那時候條件艱苦，哪有這東西啊。最初父親千方百計給他準備，慢慢地很看不慣李德作風，最后干脆什么都不管，李德就急了，找茬說他的下屬在采辦中貪污了公款，父親被降職為隊列科長。”

    這時，在瑞金被剝奪軍事領導權(quán)的還有毛澤東。1934年，毛澤東和夫人賀子珍搬到了瑞金縣城以西云石山上的寺廟里，只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虛職。賀子珍回憶這段日子：“由于王明路線的執(zhí)行者給毛澤東加上的種種罪名，一直到長征時都沒有撤銷，在離開中央蘇區(qū)前，任何人都不敢同毛澤東說話，他也不去找任何人。”已經(jīng)被降職的楊至成卻不怕，偏偏就去看望了這位老領導。一天下午，毛澤東正坐在一棵大樹下與寺廟住持聊天，看到楊至成來了，他略微一愣，說：“我現(xiàn)在朋友不多了，你竟然還敢來看我。”兩人相互慰問鼓勵，就聊了起來。楊子江說：“父親去看望毛主席，當他是老領導，也是真正的朋友。”

    楊至成還曾回憶在長征途中為毛主席準備的一頓“救命飯”.紅軍行至草地，籌備的糧食基本耗盡，毛澤東把自己的食物讓給工作人員，自己餓虛脫了。周恩來趕緊找來楊至成，主席吃了他帶來的食物才慢慢恢復體力。直到建國后，毛主席還記得這頓飯，他邀請楊至成夫婦共進晚餐，幽默地說：“你管了我很長時間飯，這次我管你一頓飯。”還有一次，毛澤東與中央領導及開國上將合影，他把原本在最后一排的楊至成拉到身后，緊挨著自己站。合影完成后，毛主席遞給楊至成一根煙，笑著說：“老楊你這好多年不見了。”

    毛主席對楊至成也很信任。1938年，楊至成等一批紅軍將領前往蘇聯(lián)學習。從延安出發(fā)的時候，毛主席僅與楊至成一人交代，到達蘇聯(lián)后稍微照顧照顧兩個兒子毛岸英與毛岸青，并給他一封親筆信希望能轉(zhuǎn)交給同在蘇聯(lián)的賀子珍。楊子江告訴記者：“父親在蘇聯(lián)待了8年，他曾同毛岸英、毛岸青住在一起，并周到地照顧他們的生活。父親回國之際，毛岸英、毛岸青各送給他一張照片，背后留言：’送給親愛的楊老太爺，請你不要忘記我們在莫斯科的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