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啟蒙思想的角度探討和論述福澤諭吉，一直是日本學(xué)界福澤認識的主流話語。在這一框架中，大致形成了兩種基本的認知模式和評價方式：一是以羽任五朗、家永三郎、服部之總為代表，側(cè)重于從意識形態(tài)方面進行考察，比較專注于福澤與“封建性”作斗爭、為使日本完成“近代化”而以畢生精力來提倡的自由、平等、民主、國民和社會等諸觀念；一是以田中王堂、丸山真男為代表，研究視野往往集中于福澤對政治、經(jīng)濟、文化、教育等領(lǐng)域的具體問題的態(tài)度和評判中的思維方式及其價值意義，由此探求福澤思想的相對特色。由于這兩種論述都若明若暗地隱含了日本主義的立場，因而也就無法真正闡解和澄明福澤所倡言的公民平等和天皇專制、民族國家平等與宣揚對外擴張和美化侵略之間所存在的內(nèi)在緊張和齟齬矛盾。針對這種現(xiàn)象，安川壽之輔徑稱，福澤諭吉是蔑視亞洲鄰國和人民輿論的鼓吹者，是日本近代的一個保守主義者；而子安宣邦則以為福澤主張向西方學(xué)習而致力于日本的“文明化”，順應(yīng)了近代世界“民族”、“國家”構(gòu)建潮流，應(yīng)歸于激進主義。然而，如何理解和厘清福澤對中國、朝鮮乃至亞洲的極端蔑視和批判及其與日本民族主義的淵藪關(guān)聯(lián)，如何重新認識和評價福澤思想的特色，進而給予福澤以恰當?shù)乃枷胧范ㄎ?，顯然仍是一個并未獲得真正解決的重大學(xué)術(shù)問題。本文擬對福澤諭吉有關(guān)中國的論述及其民族主義思想進行探析，以期于福澤諭吉之研究有所補益。
一、“脫亞入歐”與日本主義的凸現(xiàn)
對中華文明的質(zhì)疑與“衣冠唐制度，詩書漢文章”這一儒家崇拜主義心理的動搖，早在江戶中期的徂徠學(xué)派和國學(xué)家本居宣長的筆下顯露端倪。爾后的西周，亦對儒教的虛學(xué)成分進行了深刻的批判。而有“東方伏爾泰”之譽的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則幾乎習慣于對中華文明的徹底否定和對西洋文明的全盤肯定。中華文明的橫遭貶斥甚至秋扇見捐，其標志之一就是福澤的極端性命題——“脫亞入歐”論的和盤托出。
在福澤的眾多論集中，能夠支撐起“脫亞”論的乃是被世人奉為圭皋、亦能夠代表福澤思想精粹的《文明論概略》。福澤以為，文明的目的和標志，乃是國家的獨立。易言之，“國家的獨立也就是文明，沒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國家的獨立。”福澤對中華文明滋養(yǎng)日本2000余年、深深地影響并征服了日本人的事實，無疑有著清醒的認識。但與今日歐洲相比，中華所代表的東方文明顯然已落伍于時代。惟此，“如果想使本國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起議論的標準，而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現(xiàn)代世界的文明情況，要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國家算是野蠻的國家”。在這個用以衡量文明、半開化、野蠻的西洋天平上，中華文明昔日的光輝耀彩頓逝，而只堪與日本同位于半開化國家行列。
“利害得失”功利基準的導(dǎo)入，使得浸潤日本恒久的中華文明主干精神——仁義道德和禮儀法度，自然難以免于被否定的命運。福澤的批評是：“中國人擁戴絕對的專制君主，深信君主為至尊至強的傳統(tǒng)觀念”，“在專制神權(quán)政府時代，由于天子一遇到日食就舉行群席以及觀天文來卜吉兇等等，人民也就尊崇這種作風，因而愈視君主為神圣，并愈加陷于愚昧。現(xiàn)在的中國就是這種風氣”。不寧惟是，福澤對維系中華文明精神一系的儒教孔子亦是撻伐有加：“把君臣之倫稱為人的天性，認為人有君臣之倫，猶如夫婦父子之倫，并且認為君臣之分，是在前生注定的。就連孔子也沒能擺脫這種迷惑，畢生的心愿在于輔佐周朝的天子以施政，至于窮途末路，只要諸侯或地方官肯于任用他，便欣然往就為其效忠，總之，他除了依靠統(tǒng)治人民和土地的君主來搞事業(yè)以外，就別無他策了。這說明孔子也未能洞悉研究人類天性的道理，而是被當時的社會情況遮住了眼睛，被當時的民風蒙蔽了心思，不知不覺地受到迷惑，主觀地斷定了立國之道一定要有君臣”。對孔子“圣人”地位的解構(gòu)和詰難，對儒家禮教的質(zhì)疑和批評，使中國固有的“禮義之邦”形象不可避免地成了福澤的矛頭指向：“中國自古以來稱為禮義之邦，這句話好像是中國人的自夸，但如無其實，也不會有其名。古代中國，確有禮義君子，而且有不少事情是值得稱贊的，就是在近日，仍然有不少這種人物。不過從全國的情況來看，殺人盜竊案件層出不窮，刑法雖極嚴厲，但犯罪人數(shù)并未減少。其人情風俗的卑鄙低賤，可以說徹底暴露了亞洲國家的原形，所以中國不能叫做禮義之邦，而只能說是禮義人士所居住的國家”。
當上述中華批判和蔑視走向極至時，《脫亞論》于是乎出籠。在被眾多學(xué)者目為代表福澤中國觀和亞洲認識的這篇鴻文中，他的一個基調(diào)性的發(fā)言是：“我國雖處東亞，然國中早有脫亞入歐之民意。所不幸者毗鄰二國——中國、高麗，此二國因循亞洲舊俗……處當今之世，于文明之風熟視無睹，實與掩耳盜鈴無異，然僅見聞尚不足以動人心，概因循守舊實為人之常情。若論新舊之爭，必伐所謂之‘儒教’，其號雖稱‘仁義禮智’，實徒具其表，無分毫真知灼見，如無恥之徒，傲然尚不自省”，且“今之彼二國于我，有百礙而無一利，此乃我國之大不幸也。惟今之計，我當決斷，與其坐待彼等昌明，共興亞洲，莫若早脫其列，攜手西洋諸國。待彼二國，則如西人即可，子不聞近墨者黑乎？是故，我國勢必拒此東方惡鄰于心念也”。福澤在西洋文明的鏡鑒下，以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把滋養(yǎng)過日本的中華文明，從日本的歷史文化中悉棄。事實上，進入近代時中國的落后性，人所共睹，這一點，連中國自己亦從不諱言。當時和后來的歷史書上之所以稱魏源、林則徐、鄭觀應(yīng)、康有為、梁啟超和孫文等人為“有識之士”，表明中國文化當中并不缺乏這種反省。甚至日本的明治維新還曾反復(fù)多次地以正面形象進入過這類反省當中，如康有為《日本變政考》等不一。但是，如果說福澤在這個意義上的中國批判言論尚有其激勵價值的話，那么，接踵而來的對華詬罵甚至兵戎相加，卻無論如何無法讓人相信，他的說教自始至終都充滿了所謂道德的正當性和國際關(guān)系的正義性。 (責任編輯：陳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