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羣物所以系命也。故戴之如天地，親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嚴，雷電之威，則奉身歸命，有死無貳。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臣所執(zhí)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未有家人習(xí)翫之愛，高下之隔縣（即懸）殊，壅塞之否萬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后能相親也。若亢高自肆，羣下絶望，情義圯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茍離，則位號雖存，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者，惟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弒，言眾之所共絶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主名，以垂來世，終為不義，而不可赦也。春秋左傳正義，卷二十一。

在這里，晉代儒者杜預(yù)依據(jù)自己所發(fā)現(xiàn)的春秋義理，闡述了一種君臣關(guān)系理論，在某種程度上支持了“弒君正義論”。對于人間治理而言，君的權(quán)威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君臣關(guān)系畢竟不同于父子關(guān)系，雙方?jīng)]有自然之恩。由此，臣可能不親君，但君也很有可能不親臣，甚至傷害臣，嚴重侵害臣的權(quán)益。在這種情況下，臣就可以殺死這個暴君。根據(jù)經(jīng)學(xué)家們的梳理，孔子作《春秋》，凡書曰“某某臣弒君”，那就是孔子認定，該臣確實有罪。如果書曰“弒某君某某”，那就說明，孔子認為，這個君已經(jīng)變成整個邦國的仇敵，被整個邦國拋棄，殺死他就是完全合理的，甚至也是必要的。

這種理念其實是孔子“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一一般性命題的具體運用。孟子雖然說，“孔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但也未嘗不可以說，孔子成《春秋》，而非禮、無道之君懼?？鬃拥倪@種思想，被孟子予以系統(tǒng)發(fā)展而成為“誅一夫論”：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孟子對曰：“于傳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wù)D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趙岐注曰：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為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弒君也?！稌吩?ldquo;獨夫紂”此之謂也。孟子注疏，卷二下，梁惠王章句下。

朱子集注：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兇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fù)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后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于篡弒之罪也。”孟子集注，卷二，梁惠王章句下。

這里提到的“書”，乃是指《尚書·泰誓下》周武王控告商紂王之辭：

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孔安國傳：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尚書正義，卷十一，泰誓下第三。

“獨夫”、“一夫”說乃是天命說的邏輯必然?！渡袝?middot;泰誓上》：“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王乃是天所樹立用以增進萬民幸福的工具，而《泰誓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以萬民的判斷作為自己的判斷。因而，萬民歸往，則表示天、人同時認同。只有這樣的王，才是真正的也即合格的王。萬民離心，則表示天、人同時拋棄，人、神共棄，則為“獨夫”、“一夫”矣。此時，上天必重新尋找王者，授命于他，代行天罰，如商湯、文王。文武革命，誅殺“獨夫”，其實是按照天命和禮法進行的一次強制性執(zhí)法活動。上天通過萬民的離心而對暴君做出了判決，革命就是執(zhí)行這個判決的行刑過程。類似的理論在兩千年后的歐洲封建制下也出現(xiàn)了。索爾茲伯里的約翰（John of Salisbury）在《論政府原理》中宣告，“誅殺一位公共的暴君是合法的和光榮的”（John of Salisbury， Policraticu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arry J Nederman，影印本，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第206頁）。這似乎在重復(fù)孟子的觀點。

托馬斯·阿奎那與孔子一樣，稍微溫和一些，他說：“特別是在一個社會有權(quán)為自身推選統(tǒng)治者的情況下，如果那個社會廢黜它所選出的國王，或因他濫用權(quán)力行使暴政而限制他的權(quán)力，那就不能算是違反正義。這個社會也不應(yīng)為了這樣地廢黜一個暴君而被指責(zé)為不忠不義，即使以前對他有過誓效忠誠的表示也是如此；因為，這個暴君既然不能盡到社會統(tǒng)治者的職責(zé)，那就是咎由自取，因而他的臣民就不再受他們對他所作的誓約的拘束”（阿奎那政治著作選，馬清槐譯，商務(wù)印書館，1997年，第59-60頁）。

總之，在封建時代，君不享有絕對的權(quán)威，也不具有神圣性。封建君臣的權(quán)利-義務(wù)確實是不均等的，但終究是相互的，而不是君有權(quán)利而無義務(wù)，臣只有義務(wù)而無權(quán)利。因為，雙方的契約和普遍的禮法已經(jīng)劃定了君的行為的范圍，包括君對待臣的基本規(guī)范。只有在合宜的范圍內(nèi)，臣才對君有忠的義務(wù)。一旦君的行為不合宜，可能對臣帶來危害，那么從臣的角度看，君首先破壞了雙方的契約，失信于臣。這個時候，臣也就完全可以減弱自己對君的臣服。假如君直接侵害臣，臣就可以全部解除雙方的君臣關(guān)系。這個時候，君對于臣來說，只是一個普通人，一個對自己造成了傷害的陌生人，而臣此時則成為一個自由人。這個自由人可以對那個侵害了自己的陌生人進行報復(fù)。這樣的私人報復(fù)行動也具有公共意義，它在維護健全的君臣倫理。這種報復(fù)可以是易君位，也即驅(qū)逐暴君。在特殊情況下，臣享有誅殺暴君的權(quán)利。最高級的形態(tài)則是革命，這是封建君臣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之相互性的極端形態(tài)。

這種以義而合的君臣關(guān)系乃是封建治理秩序的命脈所系。正是借助這一優(yōu)秀的制度屬性，僅憑著這樣一個看起來單純的君臣關(guān)系，周人構(gòu)造出一個相當宏偉、并一直具有巨大擴展能力的封建的天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