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古典文獻可以發(fā)現(xiàn)，在封建時代，有大量因為君不能以禮待臣而導致君臣成仇的事情。首先來看一個小故事，《左傳·宣公二年》記載，鄭、宋兩國發(fā)生戰(zhàn)爭：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zhàn)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
將戰(zhàn)，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zhàn)，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華元與羊斟是君臣關(guān)系，也因此，羊斟才能夠成為華元的御手。在車戰(zhàn)時代，御手也都是君子，如果是公侯上陣，御手通常是大夫。華元在戰(zhàn)前殺羊犒賞自己的士-臣，卻恰恰遺忘了羊斟。也許這只是一個小小的疏忽，也許華元是故意的。不管怎樣，此事給華元帶來了災難：羊斟大概以為華元故意輕忽他、侮辱他，違犯了君臣之約，因而決定放棄對這個君之忠，而對華元進行報復。結(jié)果導致整個戰(zhàn)斗的失敗，華元本人也被俘。比較強調(diào)君之權(quán)威的《左傳》作者對羊斟的做法給予嚴厲抨擊，但是，羊斟的做法未必沒有某種禮法上的依據(jù)。
類似的事情甚至發(fā)生在周王室，《左傳·莊公十九年》記載：
初，王姚嬖于［周］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蒍國（周之大夫）為之師。及［周］惠王即位，取蒍國之圃以為囿。邊伯（周之大夫）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蒍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wèi)。衛(wèi)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這里提到的蘇氏也遭到周王的不公平對待，《左傳·隱公十一年》記載：
王取鄔、劉、功蒍、邗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纟希、樊、隰郕、欑，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禮記》云“臣之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是為舊臣服喪服之謂也。
面對孫文子的氣勢，衛(wèi)獻公也害怕了：
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于孫子，孫子又殺之（注：使往請和也。子行，群公子）。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河澤。春秋左傳正義，卷三十二。
衛(wèi)獻公決定求和，派遣群公子與孫文子締結(jié)盟誓。后面我們將會分析，春秋時代，君臣之間經(jīng)常需要依靠盟誓來建立信任和合作關(guān)系。但孫文子決心已定，不為所動。衛(wèi)獻公終于走投無路，只好“出奔”。在春秋時代，這種邦國之君或者臣“出奔”的事情，相當常見。出奔就意味著被迫或者主動解除君臣關(guān)系。而在孫文子之臣追逐衛(wèi)獻公過程中，還發(fā)生了這樣一件事情：
初，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子追公（杜預注：二子，佗與差），為孫氏逐公。公孫丁御公（注：為公御也）。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魚，庾公差。禮射不求中）。射兩軥而還（注：軥，車軛卷者）。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差俱退，悔而獨還射?。９珜O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春秋左傳正義，卷三十二。
在這里，我們在追逐者庾公差那里看到了兩種倫理間的沖突：一種是師徒之情，一種是君臣之義。尤其是這里所說的“不射為戮”，也就是我們曾經(jīng)提到的“委質(zhì)而死”，這就是“忠”的內(nèi)涵所在。庾公差解決這種倫理沖突的辦法是故意射兩軥，既勉強履行了對于君的義務，又不至于傷害自己的師傅。而他的學生尹公佗因為沒有直接的師徒之誼，所以試圖射殺公孫丁。公孫丁給了他一個教訓，但依然沒有殺死他。由這個故事就可以看出，封建制下君子確實始終把武力的使用置于德行和理性的控制之下。
子鮮從公（注：子鮮，公母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注：告宗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注：誣，欺也。定姜，公適母）。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注：謂不釋皮冠之比）。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正義曰：言暴虐使余如妾），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注：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春秋左傳正義，卷三十二。
逃亡途中，衛(wèi)獻公的母親首先數(shù)落了一番衛(wèi)獻公，指出了他的三宗罪：第一，謀非其人。大臣就是卿大夫，小臣就是公侯豢養(yǎng)的佞臣。定姜表達了當時人的常識性理念：公侯治國，當與卿大夫共謀。此即我們后面將會討論的封建君臣的共同決策機制。第二，廢棄師保。我們在第一卷討論殷商治國之道，曾經(jīng)論及師保制度，由這段論述可以看出，周代同樣存在這樣的制度，簡單地說，德高望重的卿大夫就是公侯的師保。他們確實是公侯之臣，但這個時代的臣本身就帶有伙伴的性質(zhì)，這些德高望重的臣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臣的角色，而扮演著師保的角色。第三，定姜也有私怨，她抱怨衛(wèi)獻公不甚尊重自己。在定姜看來，衛(wèi)獻公被逐，怨不得別人，完全是咎由自取。由此可以看出，封建時代，人們普遍具有強烈而敏感的禮法意識，這種禮法覆蓋所有人，并且，這種禮法也是客觀的，為所有君子周知的，因而所有君子也都可以依據(jù)這個禮法判斷所有君子，包括各級君。
這一“出君”事件自然引起了天下的關(guān)注。在晉國，賢人師曠與晉悼公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wèi)人出其君，不亦甚乎？
對曰：或者其君實甚。
雖然有點婉轉(zhuǎn)，但師曠在對話的開頭就明確而毫不留情地指出，衛(wèi)獻公要對自己的不幸遭遇承擔全部責任。接下來，師曠論述了，國人擁有出其君的權(quán)利。對此一權(quán)利，他提出了兩個略有不同的論證。第一個是這樣的：
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yǎng)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 (責任編輯：陳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