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資料時看到陳毅‘一代完人’的挽詞，心想，什么人才能用得上完人二字?”電影《梅蘭芳》的編劇張家魯對我說，“我看那些資料，沒人說過他的壞話。一個人要怎樣做，才能讓身邊所有人都不說他的壞話?”
    “經(jīng)常有人說，梅派藝術(shù)的特點就是沒特點，但是要學，又很難學。”梅蘭芳文化藝術(shù)研究會副會長吳迎對我說，“梅派藝術(shù)像一個水晶球。它從每個角度看上去都是圓的，很純；梅派藝術(shù)就像梅這個人一樣，真水無香。”
    “梅蘭芳這個人從哪個角度看都是美的。”徐城北對我說。徐城北的媽媽曾經(jīng)在《人民日報》當過記者，因工作關(guān)系接觸過梅蘭芳，“我媽媽到他家里去，他正在招待重要客人，我媽媽就先坐在一邊。他招呼著客人，但其間也會回頭對我媽媽笑一下——他不會讓一個人受冷落”。
    由于都是陳凱歌的作品，電影《梅蘭芳》難免會讓人拿來與《霸王別姬》比。然而編劇嚴歌苓覺得，程蝶衣和梅蘭芳，根本不能放在一起相比，因為“程蝶衣是一個被藝術(shù)異化的人，他的過程是從人到精靈的過程，但是電影里梅蘭芳的過程是從精靈到人”。
    在《梅蘭芳回憶錄》和《齊如山回憶錄》中都杳無消息的女須生“冬皇”孟小冬和梅蘭芳的一段戀情，因此在電影里被做足了文章。
    在梅蘭芳的研究者眼中，梅孟之戀并不是那么美好，至少，結(jié)局不美好。“梅蘭芳前前后后給了孟小冬6萬塊大洋。”吳迎對我說，“作為男人來講，也算是完人了。”
    吳迎說：“現(xiàn)在的人用現(xiàn)代的戀愛觀來談當年的事，非?？尚?。”他說了一個掌故，當年坤伶劉喜奎曾經(jīng)一度和梅蘭芳談及婚嫁，然而最終劉喜奎放棄了。吳迎說，劉喜奎是真聰明。而孟小冬只看到了愛情。
    在導演陳凱歌看來，梅和孟之間的感情是真摯的。陳凱歌告訴我：“孟遇到梅的時候，正是梅精神挺痛苦的年代，他不知道應該怎么往下走。作為娛樂界的名人，他有好多情非得已的情況，有很多壓力。”
    陳凱歌把梅蘭芳的人生形容為“被綁架的人生”。
    “這個人生來就肩負著極重的擔子。出身世家，祖父梅巧齡，名列同光十三絕，伯父梅雨田。他是梅家唯一長子，注定要兼祧兩房，為兩邊各生一個孩子。”
    還有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那時候叫做倡優(yōu)并列，他生在李鐵拐胡同，在韓家潭陪過酒，這個本身就是矛盾的。”陳凱歌說。
    “家庭是對他有要求的，還有梅黨多年扶持著他，從經(jīng)濟上、文化上去支持他，大家這樣付出，對梅肯定是有要求的。公眾、社會還有媒體都對他有要求，所以他內(nèi)心一直都有恐懼。在這時候，孟小冬出現(xiàn)了，孟小冬再三跟他說的就是‘不怕’，能看得懂他，她能讀懂在他的內(nèi)心深處最隱秘的地方，他到底怕什么。”
    歷史上，孟小冬和梅蘭芳的決裂，是因為梅蘭芳不能做到在她和妻子福芝芳之間的一個平衡。梅孟分手之后，孟小冬在報紙上發(fā)表《孟小冬緊要啟事》：“冬當時年歲幼稚，世故不熟，一切皆聽介紹人主持。名定兼祧，盡人皆知。乃蘭芳含糊其事，于祧母去世之日，不能實踐前言，致名分頓失保障。雖經(jīng)友人勸導，本人辯論，蘭芳概置不理，足見毫無情義可言。”
    然而在電影里，編劇改成了孟小冬和福芝芳進行了一次深談，福芝芳對孟小冬說：“他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他是座兒的。”電影里，孟小冬最終送給梅蘭芳一把傘，對他說；“畹華別怕，我走了。”
    在嚴歌苓看來，這是最好的表現(xiàn)力式：“梅蘭芳身邊一直有各種勢力試圖控制他。”
    為了表現(xiàn)各種勢力對他的控制，劇本里設置了一個叫做“邱如自”的人物，他的原型，據(jù)說是梅蘭芳重要的智囊齊如山。電影里，“邱如白”為了更好地操縱梅蘭芳，雇人導演了一出血案，離間了梅蘭芳與孟小冬。
    “其實梅蘭芳不是像外界想象的那樣沒主意的人。”吳迎告訴我。他舉了個例子。吳迎小時候跟梅蘭芳身邊的李三爺(釋戩)學戲，李三爺對他講過一個典故：當年齊如山和梅蘭芳研究《霸王別姬》，齊如山認為應該分兩個晚上演，李三爺建議分4個晚上演，齊如山認為李三爺不懂戲，一怒之下摔了本子拂袖而去。
    面對沖突，“梅蘭芳很冷靜，他說李三爺是對的，4個晚上和兩個晚上的效果是不一樣的”。吳迎說，“齊如山拂袖而去，梅就說，讓李三爺寫”。
    “他不是一個沒主意的人，他是個太有主意的人了。他只是不顯。”吳迎說，“你比如他為了躲避日本人請他唱戲，要醫(yī)生給他打3針傷寒針，打兩針就能到39攝氏度，打3針是要死人的呀。”
    嚴歌苓也告訴我，研究完各種資料后，她也覺得梅蘭芳“并不是沒主意的人，他只是不硬來，他采取的方式是一種溫和的反抗”。
    中國京劇院編劇、梅蘭芳研究者徐城北覺得：“這人是慢性子，從來也不著急，都是別人推著他走。”包括在京劇改革上也是這樣，“他就像在扭秧歌，進三步，退一步，不大刀闊斧，更不會連續(xù)大刀闊斧”。
    徐城北告訴我：“比如當年的時裝新戲，觀眾喜歡梅，但捧了一段時期、賣過幾次滿堂之后，就覺得忽視表演了。于是就又恢復了古裝戲。”
    “他的出走注定不會太久。”張家魯說。
    “他是個很會苦自己的人。”嚴歌苓說。據(jù)說當年梅蘭芳住在北京無量大人胡同時，家里經(jīng)常擺出流水席，但梅蘭芳自己卻似乎并不富裕。吳迎少年時經(jīng)常在梅蘭芳家里玩耍，他對夏日里梅蘭芳的記憶是：“上世紀50年代家里沒有空調(diào)，他里面圓領(lǐng)的汗衫上都是洞，小女孩就爬在他身上摳那些洞。他出去的時候，衣服穿得都是筆挺的，不知道里面的衣服怎么會是這樣的，讓他換他也不換。”
    黎明在電影里出演梅蘭芳，他肩膀?qū)?，從形象上并不十分吻合。陳凱歌說，最終決定讓他出演梅蘭芳，是因為他對陳凱歌說：“我不會去演梅蘭芳，因為我就是梅蘭芳。”
    黎明說，他覺得梅蘭芳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戲子出身，沒讀過書，一切都不是看書得來的，而是自己在人生里觀察得來的。但他身邊的朋友全部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能和一個沒讀過書的人在一起成為朋友，非常不容易。”
    他提到自己去長安大戲院看話劇《梅蘭芳》，看到日本人來，梅蘭芳蓄須明志，不再登臺，那一點觸動了他：“我會想到，如果我也生存在一個戰(zhàn)爭的環(huán)境里，我會怎樣?”
    張家魯提到，在編寫梅蘭芳蓄須明志、賣畫維生的一段歷史時，他發(fā)現(xiàn)梅蘭芳當時還在資助一些窮朋友，這讓他感到很困惑：“其實當時大家情況都不好，他不去資助別人，別人也不會說什么?？伤谧约憾汲圆簧巷埖臅r候，還要去資助別人。”
    “這我覺得，他一直在努力地‘成為’梅蘭芳，我覺得，這里面甚至有‘自我催眠’的成分。”張家魯說。
    “他一直要求自己能夠做一個好人，這很吃力，但也是因為他太想做一個好人。”嚴歌苓說。
    電影里，潘粵明扮演了梅蘭芳的表哥王蕙芳。當年，兩人有“蘭蕙齊芳”之稱，然而，王蕙芳卻過早地隕落。徐城北說，王蕙芳的失敗是因為他走紅后，“沾染了大煙和沉迷女色”。
    而吳迎回憶說，梅蘭芳其實也抽煙，解放后每次上臺前，他都要抽兩口，可是：“不多，就兩口，不進嗓子。”
    吳迎認為，梅蘭芳蓄須，很大程度也是受當時他身邊的畫家朋友影響，因為畫家們都蓄胡須。
    “他一直是個努力自我完善的人。”嚴歌苓說，“他詩寫得不錯，還努力跟文人學畫畫。”
    在嚴歌苓看來，1930年梅蘭芳的訪美，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當時的華人形象。    
    “那時候，美國的種族歧視還非常嚴重，排華法案到1944年才廢止。梅蘭芳的演出讓美國人改變了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穿個布口袋黃黃瘦瘦的中國女郎。”
    電影《梅蘭芳》里有一個細節(jié)：清朝宮廷有一種刑罰，給人戴紙做的枷鎖，明令告訴犯人不準撕破，撕破就要被打死。編劇嚴歌苓說，她忘記了從哪里看來的這個細節(jié)，但看到了就覺得被觸動了。
    導演陳凱歌說，他也被這個刑罰觸動了，在他看來，“這是高度象征的工具。一個演藝界的成功人士，他面臨的處境是什么?”
    “我跟西方的朋友們說，中國京劇的老角兒，就像古羅馬角斗場上的角斗士：一方面，他勝了，會擁有最高的榮譽；另一方面，如果失敗，就是死?；旧仙钤诔槐ＯΦ那闆r下。”陳凱歌這樣說。
    電影《梅蘭芳》對梅蘭芳人生的描述，停止在抗戰(zhàn)勝利。嚴歌苓在解釋為什么將時間點截至在這里時說：“他的藝術(shù)高潮其實在建國前就已經(jīng)完成了。建國以后，他已經(jīng)不再只是梅蘭芳，而是代表了很多政治的東西。”
    徐城北家里留著一張照片，是他母親當年從梅蘭芳那里拿來的。那張照片拍攝于上世紀50年代，照片上梅蘭芳穿著中山裝，口袋里插著一支鋼筆，頭發(fā)梳得一絲不亂。“這是當年最流行的干部裝束。”徐城北說。
    電影里，老伶人十三燕是梅蘭芳之前的舊時代代表，在溘然逝去之前，他給梅蘭芳留下了影響一生的兩句話，一是“輸不丟人，怕才丟人”，另一句是“將來要給唱戲的爭一點地位”。
    徐城北說，舊時代的藝人，要的就是一個體面：“要美，要尊嚴。”
    “他是高度自愛的一個人，這個自愛歸結(jié)起來就是一個字，就是‘美’。”陳凱歌說。
    編劇張家魯在給記者的郵件中，寫了這樣一件事：
    “2005年初在北京寫完第一版劇本，輕暢之余遂與國富導演、老杜及友人二三登香山，欲往梅先生墓參拜。時值深冬，雪積盈尺，途徑陌生，幾番尋覓不得法，正圖放棄，山坳里競悠悠轉(zhuǎn)出一人，不知鄉(xiāng)民村叟；替吾輩指路。順利詣墓祭拜后，忘了是誰驚醒：‘不愧是梅大爺，這么大冷天還派了人指路!’眾愕，相對欣然。
    “那年夏末，劇本又要大修，獨自在臺北氣郁。讀《孟小冬傳》，知先生墓在臺北近郊(新莊佳山公墓)，遂驅(qū)車往詣。蓋年代久遠，問管理員皆不知有彼，只得自尋。在墓區(qū)轉(zhuǎn)了一兩個小時，大汗淋漓，終于放棄。乘車時突然想及：畢竟是孟先生啊。
    “一熱一冷，一寬容一孤傲。我本不該去那趟佳山。”
    嚴歌苓說，拍這部電影，最讓她感興趣的，還是人和時代的關(guān)系，“我覺得民國這個時代其實是個很奇怪的時代，一方面很閉塞，另一方面，又有不少新的東西出來。所以這部電影的另一條平行線，是一個國家從封閉到開放的轉(zhuǎn)變。這其實是和梅蘭芳的一出戲平行的”。
                                          摘自《三聯(lián)生活周刊》20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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