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護法戰(zhàn)爭失敗后，孫中山懷著極度的苦悶回到上海，是宋慶齡以溫柔體貼的照顧撫平了他心中的傷痕，并協(xié)助他總結失敗的經驗教訓。在孫中山著述《建國方略》時，宋慶齡則擔當了資料員、打字員和翻譯。

　　1918年夏，宋慶齡、朱執(zhí)信幫助孫中山起草了致列寧和蘇維埃的電文，表示“中國革命黨對貴國革命黨所進行的艱苦斗爭表示十分欽佩，并愿中俄兩黨團結共同斗爭。”

　　當“五四運動”發(fā)生并影響廣州后，宋慶齡代孫中山起草了致廣東政府電，要求釋放被捕工學界代表。幾個月后，孫中山對五四運動作出了極高的評價：“自北京大學學生發(fā)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yè)之預備。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

　　陸

　　孫中山不再兜圈子

　　孫中山的許多文件、聲明、函電等等，都出自宋慶齡之手。但她也不是機械地執(zhí)行孫中山的指示，而是將自己對革命事業(yè)的理解熔鑄其中。她對孫中山思想的能動作用與影響，可通過她對斯諾的講述而窺見一斑：

　　“他說得很謹慎，而他的著作也是經過編輯的，以免他的追隨者鬧分裂。我們辦事必須慎之又慎，他常常告誡我說：‘要按中國人的方式辦事———兜圈子———不能徑直沖向目標’。”

　　孫中山因年齡、閱歷以及地位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制約，他邁進的步伐有時會顯得十分審慎。受過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宋慶齡，以她敏銳、活潑而激進的思想，對孫中山肯定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孫中山后來制訂三大政策和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時，雖然遭到國民黨右派的包圍和反對，受到國外反動勢力的威脅，可是他不再“兜圈子”，而“徑直沖向目標”了。

　　柒

　　熬不過時請把我槍斃

　　陳炯明的叛變，使宋慶齡經歷了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以來最激烈的一次戰(zhàn)火的考驗。這個外表纖細文弱的優(yōu)雅的婦女，在叛軍炮轟他們的住處時，“再三婉求”孫中山先行撤退，自己留下以便掩護。

　　她在衛(wèi)兵的保護下逃離已成火海的總統(tǒng)府時，她“準備隨時就要中彈斃命”，打算“熬不過”時，就請衛(wèi)兵“把我槍斃”， 以免落入叛軍手中。

　　當她輾轉于叛軍控制的廣州并于翌晨登上停泊于珠江水域的永豐艦與孫中山會合時，“真如死別重逢”，這對于堅持在軍艦上懲罰陳炯明的孫中山，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持。孫中山很快又振作起來，愈挫愈奮，繼續(xù)探求救國的道路。

　　當以五四運動為標志的新民主義革命階段開始后，列寧撰寫了一組關于中國革命的文章，充分肯定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功績，同時指出他們的弱點。他還預見到辛亥革命的悲劇性結局，指出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的條件。

　　捌

　　與列寧的往來函電

　　宋慶齡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孫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國革命，并且密切地注視著它的進展。他在聽到俄國革命成功的消息時高興到了極點，在1918年，他拍給列寧一個電報，祝賀這個偉大的勝利。”

　　“孫中山十分珍視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教訓。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他把這些教訓變成了行動，修改了他的革命綱領，復興了國民黨。”據(jù)她回憶：“在1922年，列寧和孫中山之間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聯(lián)系。

　　可惜的是，這些信件在那年6月陳炯明廣州叛亂中火燒總統(tǒng)府的時候被焚毀了。” 孫中山與列寧直接往來的函電，“多由孫夫人及廖仲愷、朱執(zhí)信等”起草。

　　1922年初，遠東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列寧接見了參加會議的國共兩黨的代表，并提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合作的問題。1922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二大”，表達了與國民黨建立聯(lián)合戰(zhàn)線的真誠愿望。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最后確定了國共合作的路線方針，決定以共產黨員個人加入國民黨以實現(xiàn)兩黨合作。

　　玖

　　她對國共合作的促成

　　李大釗在上海多次拜訪孫中山，與他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的問題。宋慶齡常常參加這些討論。李大釗的真誠及對中國革命問題的透徹分析，使孫中山、宋慶齡深為敬佩，他們常常“暢談不厭，幾乎忘食。”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