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字遁初，又作鈍初，湖南桃源人。生于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0日遇刺時，未滿31歲；

　　他的革命生涯，從1903年結識黃興、陳天華后參加革命活動算起，到辭世時也不過十年。

　　他對于辛亥革命和革命后的政局、政治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影響；

　　他提出的關于中國民主憲政的問題，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壹

　　非凡的才子宋教仁

　　一般談起革命家，往往不會注意到他們的文才。宋教仁出身于一個鄉(xiāng)村書香之家，考取過秀才，古典文學的基礎十分扎實。

　　1902年他寫了一首題為《武昌七夕》的近體詩：“異鄉(xiāng)佳節(jié)倍魂銷，北斗橫天影欲遙。遙憶故國小兒女，應隨阿母望河橋。”

　　1913年的《民立報》上還發(fā)表了宋教仁的另一首詩，題為《曉發(fā)漢口寄漢元》：“曉色侵江北，輕舟發(fā)夏陽。潮聲隨岸遠，山勢送人忙。大地風云郁，長途霜雪降。悠悠此行役，何處是瀟湘。”

　　這兩首都是抒發(fā)感情的詩。第一首寫于早年，他想象自己的親人在故鄉(xiāng)仰望夜空，向傳說中的牛郎織女寄托思念之情。

　　第二首通過描繪景物，烘托心境，尤其是“潮聲隨岸遠，山勢送人忙”一句，很形象地寫出了船離岸后自己在聽覺和視覺上的感受。而這樣的感受其實并不源于“潮聲”或“山勢”，更多的是出自離別的心情。

　　宋教仁還寫過許多表達革命理想和愛國情懷的詩，然而就從上面兩首以抒情為主的詩作中，已經(jīng)展示了不凡的文才。

　　宋教仁又是一個能夠利用知識研究問題的人。最能體現(xiàn)宋教仁作為“學者”的本領的，是關于“間島問題”的研究。在清代，有許多朝鮮人越過中朝界河圖門江來“墾土”，然后定居下來。

　　貳

　　研究“間島問題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戰(zhàn)爭后實際占有朝鮮，就鼓勵朝鮮人大量越界開墾，然后由日本一個叫“長白山會”的團體，制造出所謂“間島問題”，聲稱中國延邊地區(qū)的一大片領土是中朝未定界的“間島”，圖謀占據(jù)，這樣便否定了以圖門江作為中朝界河，后果十分嚴重。

　　宋教仁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完全出于偶然。1907年，宋教仁去東北運動“馬賊”從事反清革命期間，得知了日本人的這個陰謀。他化裝成日本人，打入長白山會，偵獲該會大量關于“間島問題”的假證據(jù)，拍照帶回日本。

　　然后在圖書館查閱各種資料，特別是找到一個名叫古山子的朝鮮人于中國康熙五十五年出版的《大東輿地圖》，清楚地表明中國與朝鮮的界江是圖門江。

　　在這些有力證據(jù)的基礎上，宋教仁寫了6萬字的著作《間島問題》，從語言學、國際法、歷史、地理等角度，特別是利用自己豐富的國際法知識，就“領土主權的歷史”、“自然的地勢”、“境界的條約”幾個方面，論證了日本人所指的“間島”地區(qū)，從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宋教仁研究“間島問題”，是為了挽回國家的權益。他把自己寫成的著作托友人交給了清政府駐日公使。

　　雖然清政府是自己的“敵人”，是革命的對象，但在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問題上，宋教仁仍堅持“國家領土，國民人人當寶愛之”，“發(fā)明該地確為中領之證據(jù)，欲以為政府外交援助”。

　　清政府利用他的研究成果，在與日本的談判中取得了成功，這一片領土得到了保全。

　　叁

　　天才組織者和宣傳者

　　宋教仁參加了多個革命團體，并且擔任了重要的職務。

　　一是華興會。1904年，宋教仁協(xié)助黃興組織了這個國內(nèi)第一個反清革命團體，任副會長。華興會為后來的同盟會和其他革命組織提供了許多重要干部。

　　二是同盟會。1905年，宋教仁協(xié)助孫中山、黃興在日本東京組織中國同盟會，任司法部檢事長，并曾受黃興委托，代理同盟會庶務，主持東京同盟會本部的工作。

　　三是同盟會中部總會。1911年7月與譚人鳳等共同創(chuàng)立，對湖南、湖北地區(qū)革命形勢的發(fā)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是國民黨。1912年8月，宋教仁以同盟會為核心，聯(lián)合其他黨派，組成國民黨，推孫中山為理事長，宋教仁被孫中山委任為代理理事長，實際主持國民黨。

　　宋教仁還是革命黨中非常出色的“筆桿子”，承擔了大量的革命宣傳工作。1905年6月，他參與創(chuàng)辦了著名的雜志《二十世紀之支那》，以“提倡國民精神，輸入文明學說”為主旨，后來改名《民報》，仍由宋教仁擔任主撰。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最早就是發(fā)表在《民報》發(fā)刊辭上。1911年初，宋教仁從日本回到上海，又擔任《民立報》主筆，發(fā)表了上百篇評論和文章。

　　當時的青年毛澤東初讀《民立報》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來對美國記者斯諾說，他發(fā)現(xiàn)“《民立報》充滿了激動人心的材料”。

　　肆

　　提出著名的革命三策

　　革命黨人為推翻清廷統(tǒng)治，不斷發(fā)動武裝起義，屢仆屢起。其中大多數(shù)由孫中山親自領導、以廣東、廣西、云南為主要發(fā)動地，多次起義發(fā)生在廣州及其鄰近地區(qū)。

　　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后，宋教仁與譚人鳳主張將革命重心轉移至長江流域，“謀長江革命”。宋教仁在東京召開的各省區(qū)同盟會分會長會議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

　　他指出，上策為中央革命，聯(lián)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為后援，一舉而占領北京，然后號令全國；次策是中部革命，沿江各省同時并舉，先立政府，然后北伐；又次是邊地革命，進據(jù)邊要，徐圖進取，以東三省或云南、廣東、廣西為地點。

　　三策之中，上策最善，但是最難；下策已經(jīng)過多次實踐，行之而敗，而且容易釀成分裂之禍；只有中策比較適宜，應當重視長江流域的工作。

　　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后，按照“長江革命”的思路，相繼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等地建立機構，將革命力量聯(lián)合起來，為武昌起義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

　　伍

　　每有辯議，眾咸悅服

　　宋教仁提出的“長江革命”的思路，與孫中山長期堅持以華南為中心開展反清武裝起義的做法很不相同，但是反清的目標是一致的。從后來武昌起義、各省響應直至清帝退位的歷史實際過程來看，這一策略是行之有效的。

　　宋教仁的革命策略以及革命思想，是與他過人的鉆研精神分不開的。在日本期間，宋教仁一面從事革命活動，一面有意識地學習政治、法律方面的新知識。

　　他先后進入東京法政大學、早稻田大學，特別注重對西方政治學說和法律制度、議會等的研究，翻譯了《日本憲法》、《一千九百零五年露（俄）國之革命》、《英國制度要覽》、《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各國警察制度》、《國際私法講義》、《俄國制度要覽》、《美國制度概要》、《日本地方漁政法規(guī)要覽》等著述。

　　他在日本閱讀的歷史、地理、傳記、哲學、倫理、政治等書報達300多種，譯述達60萬字。在留學生討論社會問題時，“每有辯議，獨鈍初能本末悉舉，眾咸悅服。” 這為他成為民主憲政的堅定信仰者奠定了基礎。

　　宋教仁的政治思想有兩個突出特色，一是堅持法制，一是堅持責任內(nèi)閣制。

　　陸

　　議會政治的堅定信仰者

　　在法制方面，他精研過西方和日本的法制思想，特別重視法律、尤其是憲法的建設，他在辛亥革命中起草《鄂州約法》和湖北軍政府的各種法令、文告，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起草民國官制，主持制定《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

　　在政體方面，宋教仁一直致力于建立“民權的立憲政體”，以建設西方式的“議院政治”為目標。他堅持主張責任內(nèi)閣制，希望在新的政治制度下，總統(tǒng)不負實際的政治責任，而由國務院負責，內(nèi)閣制是造成“議院政治”的前提，“內(nèi)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tǒng)不善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動搖國本”。

　　要實行內(nèi)閣制，就必須有完善的政黨，“國務院宜以完全政黨組織之”。為了從根本上制約袁世凱的專制統(tǒng)治，宋教仁發(fā)起組建了國民黨，成為民初最大的政黨，希望依靠這個黨取得國會選舉的勝利。

　　他到各地宣傳國民黨的綱領，鼓吹自己主張的內(nèi)閣制，反駁政敵的非難。在他的努力下，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得巨大勝利，奪得眾、參兩院870個議席中的392席。

　　柒

　　“宋案”與革命再起　　

　　1913年3月20日，正當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取得有利形勢時，宋教仁躊躇滿志，準備乘火車從上海回北京，晚10點多，在上海車站遇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宋教仁遇刺案”。

　　宋教仁遇刺后，國民黨和國內(nèi)許多人士一致將袁世凱視為主謀者，黃興作挽聯(lián)說：“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是袁世凱。”

　　為此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再度開展討袁的武裝斗爭，“二次革命”隨即開始，此后捍衛(wèi)民主共和的斗爭此起彼伏，風起云涌。

　　宋教仁堅守議會政治的理想，雖然沒有實現(xiàn)的條件，但仍有積極的意義。他執(zhí)著地認為，民主憲政是最優(yōu)越的政治制度，是反對專制統(tǒng)治的最有力武器，這在當時是一種進步的思想。

　　只是后來的歷史沒有給予這種理想實踐的空間，近代中國，進入的是一個在政治上較“力”的時代，而非較“理”的時代。宋教仁的理想雖然沒有實現(xiàn)，但他的憲政理想和獻身精神在中國人民追求民主的斗爭史上，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

　　正如孫中山對他的評價：“作公民保障，誰非后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據(jù)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