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離不開音樂，古絲綢之路給中國音樂帶來的影響很大。諸如琵琶、箜篌、篳篥、胡笳、胡角、胡笛等都是通過古絲綢之路傳入中原的……
琵琶，馬背民族最喜歡的樂器
《釋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
琵琶是生活在兩河流域的古蘇美爾人發(fā)明的。東傳西域龜茲后，再傳中原。東漢劉熙《釋名·釋樂器》“枇杷”條稱：“枇杷，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卻曰杷，象其鼓時，因以為名也。”但有學者認為《釋名》對琵琶得名的解釋并不一定正確，古梵語稱琵琶為“Bharbhu”,讀音與“琵琶”十分相近，或應源于此。琵琶因出胡中，中原人又稱之為“胡琴”,所謂“對牛彈琴”之琴，其實是指琵琶。
早期漢語將琵琶寫作“批把”、“枇杷”、“鞞婆”.那么，為何又寫作“琵琶”?魏晉時，文人間流行彈琵琶，所以取“琴”、“瑟”等樂器之字形和“批”、“把”之讀音，創(chuàng)造出了新字“琵”和“琶”,為這種樂器定名。
魏晉時“竹林七賢”之一的阮咸擅彈琵琶，在南京東晉古墓中發(fā)現(xiàn)的多個磚印“竹林七賢”壁畫，阮咸都是“彈琵琶”形象，后人干脆用“阮咸”或“阮”來代指琵琶，琵琶別稱“阮咸”就是這么來的。
琵琶有直頸與曲頸和四弦與五弦之分。其中的直頸琵琶，一說是在中國本土樂器鼗（俗稱“撥浪鼓”的長柄搖鼓）發(fā)展起來的，由秦朝時修北方長城的役夫所發(fā)明，故俗稱“秦漢子”,阮咸彈的就是直頸“秦漢子”,又稱“秦琵琶”.另據西晉傅玄《琵琶賦》，漢武帝遣烏孫公主劉細君和親，遠嫁烏孫國王，為讓她在道上不寂寞，令樂工“裁琴、箏、筑、箜篌之屬，作馬上之樂”,這種樂器可稱“漢琵琶”.
通過古絲綢之路傳入的是曲頸琵琶。唐杜佑《通典·樂四》“絲”條稱：“曲項，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傳是漢制。”曲頸琵琶是馬背民族最喜歡的樂器，俗稱“胡琵琶”,因為最早從西域龜茲國傳入，又稱“龜茲琵琶”,因適合騎行時彈奏，成為古絲綢之路沿途最受歡迎的樂器之一，唐朝邊塞詩人岑參《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詩稱：“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
琵琶表現(xiàn)力豐富，彈奏方式簡單，很快在中原地區(qū)流行開來。到隋唐時，琵琶成為當時燕樂樂隊中最主要的樂器，產生了一批極富藝術感染力的琵琶獨奏曲，如《涼州》、《薄媚》等。
當時，上至宮廷，下至民間，都以彈琵琶為時尚，軍人也把彈琵琶當成一種寄托。唐朝詩人王翰的名作《涼州詞》寫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zhàn)幾人回？”明朝詩人王世懋《華夷呼市》詩更形象：“大漠高空寂建牙，兩軍相見醉琵琶。天閑苜蓿多羌種，胡女胭脂盡漢家。”
琵琶能在隋唐時興起，與帝王的喜好有很大關系。北齊幼主高恒就酷愛彈琵琶，據《北齊書·幼主紀》：“盛為《無愁》之曲，帝自彈琵琶而唱之。”人們還送給他一個“無愁天子”的外號。隋文帝楊堅未當皇帝前也愛彈琵琶，《隋書·音樂志下》記載：“高祖龍潛時，頗好音樂，常倚琵琶。”隋文帝還能寫琵琶演奏詞曲，他最得意其中抒發(fā)夫妻情的《地厚》、《天高》二首，稱帝后定為“房內曲”,令女音樂人演唱。
箜篌，漢魏流行的時尚樂器
《隋書》：“今曲項琵琶、豎頭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
箜篌，也是從古絲綢之路傳來的樂器。《隋書·音樂志下》記載：“今曲項琵琶、豎頭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箜篌有豎箜篌和臥箜篌及弓形箜篌之分，隋書中所說的“豎頭箜篌”就是豎箜篌，是由波斯傳入西域，再傳中原的，故古人稱為“胡箜篌”.《通典》記載：“豎箜篌，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二弦，豎抱于懷中，而兩手齊奏，俗謂‘擘箜篌'.”
“臥箜篌”則被認為是中國自己的樂器。箜篌初時寫作“坎侯”、“空侯”,“箜篌”二字與“琵琶”一樣，也是漢以后新造出來的。“箜篌”如何得名？因為有“外傳”和“本土”兩種不同說法，得名也有兩種版本。持“外傳”者認為，箜篌可能是古波斯語Cank 音譯，法國學者伯希和則認為，“箜篌”來源于突厥語系蒙古支系的kong heou.持“本土”觀點者認為，得名與制造者侯調有關?！讹L俗通義·聲音》“空侯”條稱：“（漢武帝）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jié)奏也，侯以姓冠章耳。”弓形箜篌古人稱為“鳳首箜篌”,緬甸人稱為“彎琴”,漢譯佛經稱為“琉璃琴”,其共鳴體呈船形，在弓形琴頭上雕有鳳頭裝飾，也有的用龍首和蛇首來裝飾。公元346年，這種樂器隨天竺樂由印度傳入中國。
箜篌的最早發(fā)明人，有的認為是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也有的說是印度人，因而傳入中國的路徑也有北線和南線的不同。但相同的是箜篌一經傳入即迅速流行，成為漢魏才女必學的樂器。如東漢末年，廬江府小吏焦仲卿為妻劉氏所作的長詩《孔雀東南飛》中，稱劉蘭芝是才藝雙全的女子：“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南北朝時，箜篌與琵琶已成為當時最主要的兩種演奏弦樂器，隋唐更是樂壇寵兒?？上У氖?，到明朝時，箜篌漸漸失傳了。豎箜篌在傳入中國的同時也西傳歐洲，稱為豎琴（Harp），現(xiàn)在西洋樂器中的豎琴其實就是經過改良的豎箜篌。
燕樂，融入外來音樂元素的
隋唐宮廷新音樂
《夢溪筆談》：“先王之樂為雅樂，
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部為燕樂”
在吹奏樂器中，傳統(tǒng)的篳篥、胡笳、胡角、胡笛等樂器，也都是從絲綢之路傳過來的。其中的篳篥，有“必栗”、“悲篥”、“貝蠡”等多種寫法，以蘆莖為簧，短竹為管，乃一種豎笛。南朝宋何承天訓詁書《纂文》稱：“必栗者，羌胡樂器也”.唐朝詩人李頎《聽安萬善吹篳篥歌》詩稱：“南山截竹為篳篥，此樂本自龜茲出；流傳漢地曲轉奇，涼州胡人為我吹。”
“涼州胡人為我吹”一句，反映了中原在引進西域樂器的同時，還引進了音樂人才。絲綢之路引進的第一支曲子，據傳是張騫帶回來的《摩訶兜勒曲》，晉崔豹《古今注·音樂篇》稱：“張博望（張騫）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長安），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摩訶兜勒》是不是張騫帶回來的存疑，《摩訶兜勒》是佛教音樂，應是佛教傳入東漢后的事。
中外音樂交流的標志性年代，是東漢靈帝劉宏在位時（公元168-189年在位），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作用凸顯?！逗鬂h書·五行志一》記載：“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漢靈帝這一舉動，在中原掀起了一場“胡化運動”.到南北朝至隋唐時期，西域音樂人和樂曲仍然大受歡迎，據《隋書·音樂志》，魏太武平河西后得“西涼樂”很高興，稱“國伎”;北周（公元557年-581年）皇家饗食時，慣用高昌音樂；開皇六年，西域高昌向隋朝獻《圣明樂曲》。
在絲綢之路音樂交流史上，對中國音樂發(fā)展影響最大的一次出現(xiàn)在北周時。天和三年（公元568年），周武帝宇文邕娶突厥公主阿史娜為皇后。作為陪嫁，突厥王召集西域各國的杰出藝人組成一支高水平樂隊，隨阿史娜來到周都長安。龜茲著名樂師白智通也在其中，被推為“總教習”.另外還有一位音樂造詣極高、出身于龜茲音樂世家的西域音樂家蘇只婆。
蘇只婆擅長彈奏琵琶，還精通龜茲音樂宮調理論，他將西域的“五旦七調”樂理無私傳授給內史大夫鄭譯，促進了西域與中原音樂的交流。在“五旦七調”樂理基礎上，隨后發(fā)展出了代表隋唐音樂最高成就的“燕樂宮調”.北宋沈括《夢溪筆談》稱：“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部為燕樂。”燕樂吸收了“胡部”的西域音樂元素，又稱“宴樂”,是隋唐至宋朝宮廷宴飲時演奏的歌舞音樂，具有很強的藝術性和極高的娛樂欣賞價值。
有學者考證，白智通和蘇只婆或許是同一人。但不論真相如何，蘇只婆已成絲綢之路音樂交流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這是不爭的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