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想，也覺得只有這樣才可能回大陸，離家大半年，與家里失去聯(lián)系，我想家呀。

　　就這樣，我在張丹秋介紹下，于1950年1月3日，在臺北廣州路警察總局口試。

　　10天之后，我接到“錄取通知”。頭腦清醒了一些，我前思后想，不知是福是禍。是禍躲不過，我索性豁出一條命，鉆進了臺北“石牌訓練班”。

　　這是個訓練特務(wù)的地方，是蔣經(jīng)國的“試驗田”，受“國民黨革命行動委員會”直接領(lǐng)導，蔣經(jīng)國是主任。

　　訓練班的地址就在臺北石牌。有人帶著我，從唭哩岸小學的一個小邊門秘密進去。進了班，學員之間互不知曉真實姓名，只有一個編號。

　　訓練班有三期學員，第一期是培訓干部，我們的隊長、副隊長、教務(wù)組長、訓導組長，全是第一期學員。第二期是文化宣傳班，張丹秋就是二期學員。第三期，是游擊隊干部訓練班，我就是這個“游干班”學員。

　　這期“游干班”30人，加上爆破班15人，共45人。學習內(nèi)容以理論為主，擒拿、爆破、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都學了點皮毛。最重要的就是“精神灌輸”，要把我們這些人訓練成無血無肉的“玩命之徒”，到時潛入大陸，為他們竊取情報，以便“反攻”。

　　離臺前我留了個心眼，沒想到救了我的小命

　　3個月的訓練結(jié)束了。爆破班的15名加上“游干班”的10名，集體派遣，從當時未解放的浙東沿海地區(qū)舟山群島和一江山島強行登陸。剩下的單獨派遣，或小組派遣。我屬于小組派遣。

　　我在上海交通大學有位好友，叫蔣君毅，他的名字也上了“學聯(lián)的黑名單”。只因出發(fā)那天匆匆忙忙，他沒有趕上輪船，后來留在交大，倒也相安無事。他通過香港同學，給我轉(zhuǎn)來幾封信，勸我回大陸工作。

　　訓練班潘組長一直訓導我們，要創(chuàng)造條件，主動回去，站穩(wěn)腳跟。征得“組織”同意，我經(jīng)香港轉(zhuǎn)給蔣君毅一封信，他熱情洋溢，歡迎我返滬。

　　在返回大陸之前，我也留了個心眼，就是想找找張丹秋的蛛絲馬跡。這樣到了大陸，彼此也有個照應(yīng)，否則你是什么人，身份怎樣，誰能證明呢？

　　從同學處查到，張丹秋曾說過，“回大陸后，到天津找未婚妻”———他未婚妻是女子中學教師，未來岳父是天津面粉廠的私方經(jīng)理。

　　誰知道幾年以后，離臺前留心的這樣一條線索，真的救了我的小命。

　　1950年4月底，我和同期學員朱懋德、蔣偉然，編成一個小組，朱是組長，我是副組長，蔣是書記，我們由臺灣到澳門，再從香港中轉(zhuǎn)。

　　雖然是同一小組，但我們3個人不橫向聯(lián)系，都是單線向香港站———英皇大道雪廠街的李忠興聯(lián)系。這是紀律。

　　5月，我踏上了“玩命”征途，從臺灣向澳門進發(fā)。我知道這一去，兇多吉少。在二萬噸級英皇號油輪上，我不敢正眼瞧別人，甚至連甲板都不敢上，只能躲在陰暗角落里。

　　打開隨身的皮箱，看到里面有配發(fā)的A、B、C三種寫密信的藥水，我拿出來，全丟進了大海。我自欺欺人地自語：“去你的吧，我是清白的。”

　　我真是太天真了。

　　我們一見鐘情，但決定坦白交待后，就斷了跟她的聯(lián)系

　　5月17日，我抵達上海。

　　蔣君毅是惟一知道我從臺灣回來的，但他什么都不問，只介紹我參加了徐匯區(qū)“海光業(yè)余學習班”。

　　我在這個班上，喜歡上了一個姑娘。

　　她叫何明璣，22歲，是湖南軍閥何鍵三姨太的女兒，家住在上海愚園路。她外語好得不得了，我們經(jīng)常在一起，用英語交談。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我們一見鐘情了。

　　那時，上海的蘭心大劇院經(jīng)常演話劇，我請她去看?？赐暄莩?，我送她回家。叫來一輛黃包車，6月，天已經(jīng)熱了，她穿著短旗袍，手臂大腿都露在外，若擠在一輛黃包車上，必然要親密接觸。何明璣把自己往一邊移，“來來來，坐一起嘛！”我還是又叫了一輛，兩個車，一前一后地回去了。真的很純潔。

　　何明璣是教會學校高中畢業(yè)，因為家庭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學。這年6月中旬，西北軍區(qū)64軍速成中學到上海來招收教師。幾乎同時，東北銀行專科學校也來上海招收學生。我兩處都報了名，經(jīng)過考試，兩處都錄取了。何明璣也兩處都錄取了。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