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chuàng)作是需要激情的，而據(jù)說純潔的男女之戀最易激發(fā)激情，如是，我們也就理解大千先生了。
張大千(1899—1983)，名爰，又名秀，季爰，字大千，別號大干居士，四川內(nèi)江人。我國著名畫家，與齊白石、溥心畬、徐燕蓀等大家齊名，被稱為“南張北齊”、“南張北溥”、“南張北徐”，徐悲鴻譽他為“五百年來第一人也”。溥心畬則稱“宇宙難容一大千”。這位畫壇圣手在藝術(shù)上充滿奇跡，給后人留下了寶貴而豐富的藝術(shù)珍品，在感情經(jīng)歷上，他也極具傳奇色彩。
早在張大干遠(yuǎn)渡日本學(xué)習(xí)之前，父母已經(jīng)為他定親謝氏，但還在張大干回國之前謝氏就因癡呆病而死去。謝氏去逝后，張大千十分悲痛，有人懷疑他后來之所以出家當(dāng)了百日和尚，可能就是為了哀悼死去的未婚妻。張大千一生共有四位夫人，前兩位夫人曾正蓉和黃凝素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結(jié)成的連理，而后兩位夫人楊宛君和徐雯波，則是他通過自由戀愛追求而得的。除這四位正房外，在國內(nèi)，張大千還有一位真正的柏拉圖式的戀人，那就是名媛才女李秋君。李秋君出身名門望族，是我國著名的書畫家。1921年張大千與李秋君相識于上海，雙方一見鐘情，相互傾慕，但張大千認(rèn)為自己當(dāng)時已經(jīng)有兩房太太，“李府名門望族，自無把千金閨女與人作妾的道理；而我也無停妻再娶的道理”。李秋君也“恨不逢時未嫁成”，因此終身不嫁。然而，他們之間的深情重義，遠(yuǎn)勝兄妹，卻又冰清玉潔純真崇高，誠如張大千所說，他與李秋君“絕無半點逾越本分的事，就連一句失儀的笑話都從來沒有說過。她對我是關(guān)切、愛護(hù)；我對她是敬重、感激”。也正因為如此，當(dāng)李秋君撒手西去時，張大干愁腸寸斷，撕肝裂膽道：“偶思七十子之徒，于夫子(孔子)之歿，心喪三年，古無與朋友服喪者，兄將心喪報吾秋君也!嗚呼痛矣!”他對李秋君的感情之熾烈，情義之深重，由此可見一斑。不僅如此，張大千還有兩位異國戀人，這在他豐富的情感世界里既極具浪漫，又充滿傳奇。
與朝鮮少女的驚世駭俗之愛
1927年，張大干應(yīng)日本友人、古董商江騰陶雄之邀來到朝鮮，寄居于漢城附近頗具園林之勝的“凝香別館”，主人金滄波給他介紹了一位名叫池春紅的少女來照顧他的起居，并為他展紙磨墨。池春紅，原名鳳君，藝名春紅，張大千則昵稱她“春娘”。池春紅此時正值破瓜年紀(jì)，秀外慧中，能歌善舞，粗通繪畫，善解人意，動輒羞紅上頰，一副嬌媚稚嫩的情態(tài)，使得客居寂寞的張大千為之怦然心動。由于兩人言語不通，他們靠比手劃腳來表情達(dá)意，進(jìn)而在畫紙上寫寫畫畫，來溝通彼此的心意。從此，兩人墜人愛河。張大干曾有詩贈她：“盈盈十五最風(fēng)流，一朵如花露未收。只恐重來春事了，綠蔭結(jié)子似福州。”詩后并跋云：“韓女春紅日來旅邸侍筆硯，語或不能通達(dá)，輒以畫示意；會心處相與啞然失笑，戲為二絕句贈之。”這兩位異國戀人，一個是名士風(fēng)流，一個是情竇初開，兩人朝夕相處，耳鬢廝磨，笑語凝眸，而彼此心心相印的媒婆竟是書畫。他倆賴以溝通情意的畫幅已匯集成冊，張大千在冊尾題詩紀(jì)念這段客中姻緣：“夷蔡蠻荒語未工，那堪異國訴孤衷；最難猜透尋常話，筆底輕描意已通。新來上國語初諳，欲笑佯羞亦太戇；硯角眉紋微蓄慢，厭他俗客亂清談。”
張大千成天與池春紅游山玩水，其樂融融，還在相館里拍了一組“異鄉(xiāng)花草合歡圖”。
張大干有意納妾春紅，于是將他倆的照片以及他的“陳情詩”《與春紅合影寄內(nèi)子凝素》寄給第二夫人黃凝素，以便投石問路，詩中寫道： “依依惜別癡兒女，寫入圖中未是狂。欲向天孫問消息，銀河可許小星藏。”但是，由于各種原因，張大干的這愿望沒能實現(xiàn)。盡管如
此，他們之間仍保持著密切的關(guān)系，張大千每年都要去朝鮮與自己的意中人相會，這種一年一度的鵲橋會一直持續(xù)到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的全面爆發(fā)而被迫中斷。
盡管鵲橋會中斷了，但是，張大千對池春紅的思念之情并沒有消減。為了寄托他對意中人的思念，他曾作畫《紅拂女》并題詩：“淥江江水清見底，淥江女兒柔似水。恨無俠骨有回腸，如此江山愧欲死。”張大干離開朝鮮時，湊了一筆錢幫池春紅開了一間藥鋪，但這位少女對張大千一往情深，在與他分別后，整日以淚洗面，久而久之悒郁成疾，不久就香消玉
殞了(另一說是被日本兵殺害)。1946年，張大千獲悉遲到的有關(guān)池春紅的噩耗后，他悲痛欲絕，不僅托友人江騰陶雄捎去金條慰問其親屬，還特囑咐朋友代為池春紅葺墓立碑，并親筆書寫“池鳳君之墓”碑刻銘文，落款“張爰敬立”。
就是到了張大千晚年的最后歲月，他仍然戀戀不忘這位朝鮮佳麗。張大干80歲高齡時，他仍不辭千辛萬苦赴韓國漢城舉辦他生平最后一次國外畫展《張大千畫作特別展》，并借此機會為池春紅掃墓祭祀。1981年，張大千的朝鮮朋友基同在臺灣摩耶精舍向他辭行時，他的贈畫竟是朝鮮《金剛山虎頭崖》。畫面除畫有虎頭崖，還畫有松林茅屋與一執(zhí)杖老人和緊隨其后的春姑。那執(zhí)杖老人與春姑，其實就是張大千與池春紅的寫照。他還在畫側(cè)題詩云：“乍別金剛五十秋，老夫無日不神游；何當(dāng)結(jié)個茅亭子，作畫朝朝看虎頭。”老人對池春紅的思念真可謂蕩氣回腸，令人唏噓。難怪有人稱張大千與池春紅的愛是“驚世駭俗的愛”。
與日本陪侍藝生的路柳墻花之緣
1949年以后，張大千移居巴西的八德園，但是他經(jīng)常到日本購買繪畫用具或裝裱字畫，下榻的地方多在橫濱附近磯子鎮(zhèn)的一家名為偕樂園的日式旅館。偕樂園濱海依山，景物美致，園內(nèi)花木繁茂，四周蒼松濃碧，山嵐海韻，十分迷人，是關(guān)東一帶有名的名園。園主雖年逾古稀，但對張大千十分禮遇，把自己最大的一間客廳作為他的畫室，并由裱畫店黃鶴堂的主人為他介紹了一位日本女子山田來照顧張大千的生活。山田出生在一個飽受漢學(xué)熏陶的家庭里，能講一些漢語，也能寫中國字，對繪畫亦有相當(dāng)造詣，她對張大千溫柔明麗，禮貌周到。在名義上，她是張大千的陪侍藝生，相當(dāng)于“女秘書”，實際上卻是他的“女管家”。
山田十分能干，不但有關(guān)裱畫及購買原料等事務(wù)都能處理得井井有條，而且也像妻子一樣對張大千體貼如微。面對這樣一位溫婉可人的東洋美女，張大千完全陶醉了。他在自題郎靜山為他拍攝的照片中寫道：“墜鞭側(cè)帽，走馬長揪正年少；容易秋風(fēng)，兩須蕭蕭一禿翁。急需行樂，陶寫任教兒輩覺；吾愛今吾，獨有紅妝喚老奴。”張大干還在自己的詩中描寫道：“親輦名花送草堂，真成白發(fā)擁紅妝；知君有意從君笑，笑我狂奴老更狂。”正是在這兩情相悅之中，偕樂園成了“白發(fā)紅妝”的安樂窩。
山田常與張大千在一起，但她既不是他的門生，也不是他的情婦，因此，他們的關(guān)系十分微妙。張大千不在日本時，山田就回娘家生活，只要張大千來日本，她必定來陪伴他。在張大千返回南美后，他還按月寄生活費給山田，而且有關(guān)裝裱、購物等事也一并由她代理。山田也會把筆墨紙錢等的所有花費向張大千交待得清清楚楚。
張大千的夫人徐雯波很快就知道了這件事。但是，她自己覺得，以前在大陸四女共事一夫，如今在異國他鄉(xiāng)只有自己一人獨占名分，已經(jīng)感到十分滿足了，只要丈夫心情愉快，而且在不妨害健康的情況下，她也就不加反對，甚至還像對待妹妹一樣，不時寄些禮物給山田。在夫婦同赴日本的時候，山田照樣來陪伴張大千夫婦，而且與之同住一棟宅院。臺灣作家黃天才對此說得更具體：“張師母(徐雯波)每星期總有一兩天要把大千先生‘趕’出她的臥室，逼著大干夜里去陪伴山田。”山田小姐肌膚如滑，頭發(fā)烏黑，眼睛水靈，這使張大千在她身上得到了不少繪畫靈感，特別是她那溫柔的性格，嫵媚的神情，更使張大千激情四射，活力倍增，因此，張大千有詩云：“偶扶柔肌偶不辭，偶然云鬢拂雪髭；偶逢半面天花散，不念維摩病不支。”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張大千逐漸發(fā)現(xiàn)，山田之所以委身侍候他，其動機并不單純，這引起了張大千的警覺，再加上兩人年齡懸殊，個性也有差異等諸多原因，張大千漸漸疏遠(yuǎn)了和山田的關(guān)系。為了防微杜漸，以后，張大千再到日本時也不讓山田知道。就這樣，張大千在日本的這場戀情也只不過是路柳墻花，一場綺夢而已，當(dāng)他發(fā)現(xiàn)情愛的對方動機并不單純以后，他便斷然拒絕兒女情長而徹底醒悟超脫，結(jié)束了自己的這段情緣。
摘自《文史天地》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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