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唯一見過光緒、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中國五位第一號人物’”的出版業(yè)元老張元濟，在中國改天換地的時刻，要面對的不僅是“政治站隊”的選擇，而且是商務印書館的生存問題

　　1949年5月底，83歲的張元濟原本相對規(guī)律的生活被全部打亂了。這位經歷過中國現(xiàn)代史上歷次改朝換代的元老、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最大的出版家、商務印書館的董事會主席，目睹了解放軍開進上海。張元濟明白：一個全新的時代開始了。

　　自從1902年進入商務印書館，張元濟一直是商務印書館的靈魂人物。商務印書館后來坐上了中國出版業(yè)的第一把交椅，張元濟傾注的心血無以計量。1926年，60歲的張元濟曾宣布退休，不再直接管理業(yè)務，只留下商務印書館的董事一職。后來，商務印書館董事會一致選舉他當董事會主席。而后的年月里，他對于商務的事情也一直沒有停止過問。

　　但是，在1949年6月以后，張元濟的工作狀態(tài)簡直就像個年輕人。他主持會議、聯(lián)絡故舊，與政府要員會面，處理公司的編輯業(yè)務與人事事宜，寫下了大批信札。

　　張元濟與那些充滿單純熱情迎接解放的年輕學生們不同，用學者傅國涌的話來說，張元濟是“唯一見過光緒、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中國五位第一號人物’的人”。以他的高齡和威望，大可以讓他體面地退出舞臺，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活躍得異乎尋常。

　　大變動關頭的政治把握

　　張元濟主持的商務印書館，曾經影響了不止一代的中國人。

　　商務印書館起家之初，只是一個印刷所。1897年，原來專印教會書籍的美華書館的4位職工發(fā)起商務印書館，這4人中，高鳳池和夏瑞芳是職員，鮑咸恩、鮑咸昌兄弟倆是印刷技工。他們一開始也只是將一些英語教科書配上中文印出來賣，一下子銷路很好。從“商務印書館”的名字也可以看出，他們本來更重印刷，而不是出版。所以，商務印書館一直擁有很雄厚的印刷隊伍，這也為后來以印刷工為主體的工人運動提供了條件。

　　但是高鳳池們不久就發(fā)現(xiàn)，只印刷不出版書籍，以后肯定沒前途。于是他們看中了張元濟，請他來主持出版的編輯業(yè)務。張元濟在加入商務時只有36歲，但早已不是等閑之輩。他是清朝的進士，當過翰林院庶吉士、總理事務衙門章京，因參與戊戌變法被革職，后來在南洋公學任職。在張元濟的主持下，商務成了中國近代以來最大的出版機構，其出版的新式教科書風行全國，讀者中也包括了青年毛澤東。毛后來在接見張元濟時就談到：當年自己讀過商務出版的《科學大綱》，從中得到很多知識。而嚴復的《天演論》、林紓翻譯的《茶花女》，這些推動中國歷史潮流的時代名作，也都是商務推出的。

　　商務這種舉足輕重的地位，也使得張元濟成了國共雙方爭奪的對象。張元濟在1948年9月成為當時中央研究院最老的院士。1949年1月，李宗仁派特使登門來訪，請他作為國民政府的和平代表去北平與中共談判，被張元濟以“年逾八齡，精力衰憊”為由拒絕了。但是，到了這一年的8月，共產黨邀請他上北平去參加全國政協(xié)會議，他卻最終接受了。

　　從這里，可以看出這位經歷過五朝政治風云的出版家的政治把握。實際上，他早在解放軍進入上海之前，就已經開始在為迎接新時代做準備了。他曾親自節(jié)選商務所有的樣書，指示明顯過時的要予以銷毀，并約了一批思想左傾的特約編輯，以便上海一解放就會有合適的書推出。

　　商務印書館的十字路口

　　戊戌變法后，張元濟被清廷“革職永不敘用”，從此退出官場，在政治上保持低調。民國時期，1913年熊希齡請他出任教育總長，他謝絕了。拒絕李宗仁，也有這方面因素。中共邀請他去開政協(xié)會議，開始他也曾謝絕。但是在前商務印書館職工、當時已是中共高官的陳云去親自登門拜訪后，他決定“定計應政府之召，赴北平參加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

　　張元濟決定北上的原因，也不能僅僅簡單歸于“對新中國的熱愛”。當然，他對共產黨的新政權是充滿期待的，從北平回來以后，他曾懇切地對人說：“是的，共產黨并非沒有錯處，但是現(xiàn)在除了共產黨還有誰呢？還有誰能負起這一艱巨的責任呢？……解放并非換朝代，這是幾千年的大變……我們全國人民還得忍苦忍勞，咬緊牙關，度過這一非常時期，建設起獨立、民主、和平、統(tǒng)一和富強的新中國。”

　　在對國家前途的憧憬之下，張元濟內心掛慮的另一方面是商務印書館的前途。他把商務印書館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聯(lián)在了一起。

　　這時的商務印書館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困難到什么程度？在1947年初的時候，張元濟就曾致信當時的北大校長胡適，請他代為出售一些值錢的善本書。信中說，這些書都是20余年前商務在北平購得的藏文經集，都有真實的憑證，是僅存的海內孤本，“如能得價，頗擬售去，以療商務之貧”。連苦心搜集了幾十年的善本都要賣了，可見商務經濟狀況之窘。

　　商務印書館副研究館員、中國近代出版史專家汪家熔曾有文論及解放前夕商務的困境。1948年12月，商務開股東常會分配上年盈余。從賬面上看，上年盈余法幣48億元，但當時幣制已經改成金圓券，這些錢只合金圓券1600元，當時共發(fā)行10億股，算下來即使持有10萬的股東，也連一分錢都拿不到，只能決議當年不發(fā)股息。不但不發(fā)股息，商務從1948年11月以后就沒有新書出了，連堅持了30多年的《東方雜志》及其他雜志都停了。

　　1949年的3月，商務印書館發(fā)密啟通告給各分支館，指示分支館開支超過營業(yè)收入30%者，或工廠工作不繼，就立即裁員、減薪。但是，這種減薪的決定，一直遭到工會的反對。

　　這是張元濟無法回避的另一個側面：作為資方代表，他必須面對勞資矛盾。商務印書館一直有非常強大的工人運動傳統(tǒng)。早在1927年以前，商務的工會就是上海的四大工會之一，商務的工會會員們不僅積極參加了“五卅”運動，而且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的中堅力量。陳云的革命生涯就是從商務的工運開始的。即使在4·12大屠殺之后，共產黨轉入地下，商務的勞資糾紛依然沒有斷過。在發(fā)生這些勞資沖突時，張元濟一般都取“鴿派”角色，主張“和平改革，勿傷元氣”，向工人讓步。

　　但是到了1949年，形勢不同了，原先處于地下的共產黨，現(xiàn)在翻身上了臺，工會代表在和資方交涉中態(tài)度更強硬了。那一年張元濟寫的書信中，可以看到他為這件事絞盡腦汁。

　　新形勢下的“老問題”：勞資沖突

　　1949年6月之后，張元濟的工作日程排得滿滿的。迎接新政權和處理公司的勞資糾紛是其中的主要內容。

　　6月初，他在家中接待中共上海第一任市長陳毅的來訪。

　　6月15日，他出席陳毅、饒漱石等邀集的上海耆老座談會，同出席會議的還有顏惠慶、俞寰澄、吳有訓、竺可楨、陶孟和、陳望道、茅以升等社會名流，為新政權建言獻策。

　　6月26日，他約公司工會籌備委員會7人到家喝茶，商談業(yè)務改進。

　　7月13日，他在公司會見工會全體委員，再談公司經濟問題，但是關于減薪，工會方面未予接受。

　　7月19日，他在家主持商務董事會。張元濟提議修訂總管理處暫行章程，又建議將原來的編審部改為出版委員會，聘請沈雁冰擔任會長。沈雁冰即茅盾，曾在商務的編譯所任編輯并在1921年加入中共，是當年的工運積極分子。解放后，茅盾任文聯(lián)副主席、文化部長，地位已與當初不可同日而語，這件事最終沒有成。

　　7月27日，張元濟與公司總經理陳夙之聯(lián)名寫信給陳毅，告之商務目前營業(yè)每況愈下，職工薪金難支，懇請政府“垂念此五十年稍有補助文化教育之機關，予以指導，俾免顛覆”。

　　就在9月6日，張元濟赴北平開政協(xié)會的同日，他還給公司的同事丁英桂寫信說，“昨日見職工會懸有紅字通告，對公司改組總務處辦法有所不滿”，他說，那紅字通告字很大，就掛在三樓樓梯入口不遠處。以后見到這樣的通告“均請錄存，以備查考”。就這樣，張元濟在北平開會期間，一直都在為商務的勞資糾紛憂心忡忡。9月13日，他在北平下榻的六國飯店處又收到陳夙之的來信，“知職工會指責改組案，異常蠻橫……然同人無能相助者”。那天晚上，他一夜都沒睡好。

　　后來有種說法，張元濟在當年的12月，商務印書館的工會成立大會上當場中風暈倒，導致半身不遂，是因為在這個大會上有職工向他惡語相罵，但是這個說法并沒有得到其他證據(jù)支持。張元濟的孫子張人鳳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談到這個問題時說：“1949年底，他的中風，是長期過度操勞的結果。從這年6月起，他的活動不適當?shù)卮罅吭黾?，和此前多年的平靜生活完全不同。這對于一位八旬老人來說，無論如何是不合適的。”

　　而汪家熔也不同意張元濟被商務印書館工會惡罵導致病倒的說法。“張元濟是共產黨的統(tǒng)戰(zhàn)對象，而工會活動是共產黨領導的，這種情況是決不會發(fā)生的。”

　　為何選擇公私合營？

　　1949年9月到10月，張元濟在北京開會期間，見了很多老友。“菊老來了”(張元濟字菊生，人稱菊老)的消息在北京文化界中傳開，來見他的人就沒斷過。實際上，他只參加了大會的幾次重要會議，其他時間都在會友，見領導人，討論國家前途，討論商務的前途。

　　張元濟見了毛澤東兩次，還被留下吃了一餐飯。他還見了朱德，見周恩來的次數(shù)就更多了。而他出去拜訪的商務故舊，包括有茅盾、鄭振鐸(后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胡愈之(后任出版總署署長)、葉圣陶、章錫琛等人，他與這些昔日的下屬們開始討論商務印書館的公私合營問題。

　　實際上，商務的公私合營的想法是張元濟主動提出的。

　　在葉宋曼瑛的《從翰林到出版家——張元濟的生平與事跡》一書中記述，張元濟早在1949年6月見陳毅的時候，就開始向陳詢問將商務印書館改變?yōu)楣胶蠣I的可能性。而張人鳳認為，對于當時的商務，公私合營“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是一種最佳的選擇”，其中原因，“一是商務當時的困境；二是張元濟這位行將走完一生的老人的一種心愿。他把浙江海鹽的祖宅捐給當?shù)卣?，用作海鹽中學的校舍，把江西廬山的別墅捐給了政府，把家中僅有的幾件文物捐給了國家文物管理處，這幾件事的思路是一致的?？赡?，他認為他經手過的事要有一個交代和結束，而這是最好的方式。”

　　“實際上，1949年的時候，中國并沒有開始企業(yè)的公私合營，當時只有‘私改’——對私有企業(yè)的改造運動”，汪家熔說。所以，張元濟的想法還有點“超前”。1949年10月，張元濟從北京回來以后，再次上門拜訪陳毅，兩人原則上同意商務今后將成為合營企業(yè)，但必須進行許多具體準備工作。

　　1949年12月2日，經毛澤東簽署，張元濟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

　　12月初，張元濟再見陳毅，談向人民銀行借款20億的事，然而陳毅告訴他，商務不能靠借債吃飯，“編輯只愿搞大學叢書，不愿搞通俗的東西，這樣不要說二十億，二百億也沒有用。要你老先生這么大年紀，到處軋頭寸(指借錢)，他們就是坐著不動，我很感動，也很生氣。我不能借這個錢，借了是害了你們。”張元濟也只能唯唯退出。

　　12月25日，張元濟出席商務印書館工會成立大會，在會上發(fā)言時突然昏倒，被送到中美醫(yī)院(今長征醫(yī)院)急救，后病情好辦，但左半側從此半身不遂。張元濟在9月初赴北平前曾檢查過身體，他在日記中記載，當時檢查結果只是心臟略有擴大，血壓也不高，“計一百四十度”，對于一位83歲的老人，身體已算很好了。但是，他這半年來，確實太勞碌了。

　　病倒之后，張元濟又在病床上過了10年。

　　1953年時，他得知自己被提名為上海文史館館長，開始極力推辭，但后來接老友陳叔通的信，說任職是毛澤東提名的，就不再推辭了。1954年，商務印書館從上海遷至北京，與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武劍西任社長兼總編輯，實行公私合營。陳叔通寫信給張元濟說，“商務公私合營事……可稱順利。五十七年事業(yè)有可交待，實即有了結束。”

　　那一年，張元濟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又過了5年，張元濟逝世，享年93歲。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