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的王稼祥
時間:2011-12-27 19:05來源:黨史文苑 作者:王善德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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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在我黨我軍歷史上的卓越貢獻，已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和肯定，但很多人的認識僅局限于建國前。蘇區(qū)時期，王稼祥是蘇區(qū)中央局委員（六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為中央委員），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外交部部長、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是遵義會議后“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領導指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先后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兼八路軍政治部代主任、八路軍軍政學院院長；在遵義會議上，王稼祥力主毛澤東的領導，“投了關鍵的一票”；在1943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日戰(zhàn)爭勝利六周年在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上發(fā)表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領導人的書面和口頭指示，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等等。而對于王稼祥在建國后的歷史功績，則較少宣傳。
建國后，王稼祥成為中國首任駐蘇大使、外交部副部長。在中共八大和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1951年起，長期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曾任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外事小組副組長。雖然戰(zhàn)爭年代的傷痛一直折磨著王稼祥，但他始終以堅韌的革命意志，忘我地為黨工作，在重大問題上從不隨波逐流，顯示出一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崇高品質。
1951年，斯大林會見中國駐蘇大使王稼祥時曾提出以中國為主，建立亞洲社會主義聯盟的設想，王稼祥在斯大林面前明確表示“我們不能這樣做”，鮮明而果斷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見。這種堅持真理、敢于提出獨立見解的態(tài)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
1957年反右斗爭時，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王稼祥在書記處會議上明確提出要防止反右擴大化，并在中聯部這個“知識分子成堆”的部，及時糾正了反右派斗爭的擴大化，把反右運動率先停了下來。這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是需要大無畏的革命膽識的。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擴大會議，確定一批工農業(yè)生產高指標，宣布1958年要生產鋼1070萬噸，即比上年鋼產量翻一番。會議還討論通過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定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指出“人民公社將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并說“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么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此后，在全國很快形成全民煉鋼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潮。運動中，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傳播開來。著重調查研究、善于思考的王稼祥，面對這種灼熱的政治空氣，在完成繁重的外賓接待任務之余，閱讀有關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內部材料和各種文章，聽取有關同志到農村參觀回來的匯報，并親自外出考察。同年8月上旬，王稼祥到北京通縣宋家莊人民公社，聽取了公社負責人的匯報，實地考察了田間作物，察看了作為公社福利設施的大食堂、托兒所、養(yǎng)老院等，發(fā)現這些并不是建立在生產發(fā)達的基礎上，而且到處都殘留著落后生產導致貧窮的烙印。11月，他又利用去武昌參加八屆六中全會之機，考察了一些工廠和人民公社。在武昌近郊的一個人民公社的麥地里，王稼祥發(fā)現一塊地筑上了幾十個圓錐形土堆子，上面萌出麥苗，便問陪同人員：“為什么要在這樣的土堆上種麥子？”陪同人員回答說：“所有園錐形面積合起來比一塊平地面積要大的多，這樣就能多種麥子。”王稼祥被這種不講科學、違反自然規(guī)律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荒唐狂熱感到不安，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暴露出的一些問題深感憂慮。
1958年11月，王稼祥參加了在武昌舉行的八屆六中全會。這次全會的主要議題是討論通過《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總結1958年國民經濟發(fā)展主要經驗，提出1959年經濟發(fā)展的方針。在會議開始的幾天，他想聽聽其他代表的意見，但兩三天過去了，大家眾口一詞，沒有聽到任何不同的聲音。王稼祥心情十分沉重和矛盾，隱約感到“左”傾思想正在冒頭。作為一名老共產黨員，他不能隱瞞自己的觀點。經過深思熟慮后，他將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訴了會議秘書處的負責同志，指出《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的一些提法值得斟酌；對1959年經濟發(fā)展計劃指標和人民公社“一平二調三收款”表示憂慮；對于急于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提法有異議，認為許多地方剛剛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非常草率，也是不符合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的”，并請該負責同志向毛澤東轉達他的意見。毛澤東聽了王稼祥的意見后說，這么多中央委員中沒有一人提出異議，唯獨王稼祥提出不同意見，那好！可以組織幾個人開個小會，讓他詳細談談看法，并要鄧小平向王稼祥傳達。鄧小平向他傳達毛澤東的意見后，王稼祥說：“作為黨員，一個中央委員，我的意見已向中央談了，中央認為對的，可以考慮，中央認為不對，可以隨時對我批評，至于開小會，那就不必要了。”
武昌會議以后，毛澤東等黨內領導同志在社會實踐中，經過調查研究，發(fā)現經濟指標定的過高，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了一些“左”的錯誤傾向，于是在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由毛澤東主持，在鄭州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的主題是糾正“一平二調共產風”的錯誤，會議從解決人民公社內部所有制問題入手，進一步糾正了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傾錯誤，通過了《鄭州會議記錄》、《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guī)定（草案）》。在文件下發(fā)前，毛澤東對鄧小平說，送一份給王稼祥看看，看他對此還有什么意見沒有。從中不難看出，毛澤東在實踐中對王稼祥在武昌會議上反對“左”傾的意見表示了贊同。
但是，到了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看到《內部參考》上登載的《赫魯曉夫談過去的公社》和中央社的一則“紐約消息”，于7月29日批給與會代表，并在8月1日批給王稼祥，并在批示上寫道：“稼祥同志：此件請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寫了幾句話，其意是駁赫魯曉夫的。將來我擬寫文宣傳人民公社的優(yōu)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于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zhàn)，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王稼祥接到毛澤東的批示后，作為一個政治家，他深知這一批示的深刻含意和政治份量。但是，王稼祥堅持黨性原則，組織編撰了《論蘇聯農業(yè)公社》。該材料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有關蘇聯農業(yè)公社的文獻，其中包括列寧、斯大林及蘇共其他領導人的言論，蘇共中央和地方黨組織的決議，蘇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法令，指示和公社章程；第二部分是蘇聯農業(yè)公社的基本情況及有關評論和若干問題；第三部分比較次要。材料印成后，印發(fā)給了中央同志和有關部門。不言而喻，王稼祥就是用這種方式懷著對黨對人民的赤膽忠心，以大無畏的革命膽識，在相當一部分人頭腦發(fā)熱的時候，保持冷靜，敢于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共產風”、“浮夸風”勇敢地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為我黨及時糾正農村“一平二調共產風”的錯誤立了大功。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優(yōu)秀外交家，王稼祥對重大國際問題和黨際間交往，也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如在黨際交往中，他以樸素的語言，將其概括為“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明確指出了黨際交往既要遵循友好合作精神，又要體現國家利益，而維護國家利益才是黨際交往的首要目標和根本出發(fā)點。我國對外工作從1959年開始，一些“左”的東西在冒頭，王稼祥及時發(fā)現了這一問題，認為必須認真研究，采取必要措施，加以糾正。于是他在不同的場合下，以不同的形式提出了一些諸如“要根據自己國家的情況決定自己的政策”、“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的觀點。特別是1962年2月王稼祥主持編寫的《關于我國人民團體會議上對某些國際問題的公開提法》，詳細闡述了我國對外政策總原則，對制止部分戰(zhàn)爭問題、保衛(wèi)和平途徑、和平共處問題、民族獨立運動、裁軍問題等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
1962年無疑是不平凡的一年，年初中國承諾的對外援助多達69億元人民幣。1961年，中國援助支出接近償還外債的支出，１９62年以后更超過了償還外債額。面對如此困難的局面，王稼祥認為，我們實際許諾承擔的義務超出了中國的實際承受力，國內還沒有真正走出困境，國際環(huán)境明顯惡化，兩大陣營冷戰(zhàn)繼續(xù)，中蘇關系緊張，中印邊境沖突加劇，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中國仍處于三面包圍中。面對國內外特殊形勢，有必要調整對外政策，謀求某種緩和。為此，他強調指出：不要過份強調部分戰(zhàn)爭的危險，沖淡防止部分戰(zhàn)爭的可能性；不要強調只有打倒帝國主義才有和平共處；不要過份突出民族解放運動的地位，忽視部分和平運動的意義；在國際斗爭中應有進有退，有攻有守，有爭有讓，不能一斗到底；避免把美帝的鋒芒集中到中國來；要設法打開中印關系僵局；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不亂開支票等。堅持黨性原則、有較強組織觀念的王稼祥看到我國對外工作出現“左”的傾向，心急如焚，夜不能寐。正如他自己對別人所言：“我想啊想，覺得嚴重，于是乎，我就挺身而出，來向中央勇敢地提意見。”“我覺得如不呈述自己的意見，那并非共產黨員的本質；如不提出意見，中國若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我將后悔終身。”
于是1962年2月，王稼祥召集中聯部副部長及正副秘書長談了自己的意見并要大家共同議一議，但不許向外傳，用他的話來說就是“關起門談一談”。經過多次討論取得一致意見，這就是：第一，發(fā)表對外關系的聲明，正確、全面地闡明我們對外政策是和平外交政策；第二，對外有必要采取緩和的方針，避免加劇緊張局勢；第三，在國際斗爭中注意策略，對孤立和分裂中國的圖謀保持高度警惕；第四，對外援助必須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由于討論的議題超出了中聯部的工作范圍，不便寫請示報告，而由王稼祥、伍修權、劉寧一親筆簽名，采取給恩來、小平、陳毅同志寫信的方式，作為《黨內通訊》，向中央提出建議。信的開頭即說：“最近我們想到了幾個問題，現在把這些想法寫出來，提供你們參考。”在這封信結束前，王稼祥寫道：“啰啰嗦嗦寫了一大篇，可能毫無參考價值，只是打擾你們，但既然有這些想法就寫出來即使是完全錯誤的，想你們也不會責備和見怪。”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些正確意見卻沒有被中央采納。盡管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在北戴河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王稼祥關于對外工作的主張受到指責，在9月中旬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會議上又受到點名批評，但王稼祥打算在即將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談一談。他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說：“不要搞到中央來。”后來，王稼祥又向時任總書記的鄧小平匯報，鄧小平說：“不必來匯報，快進醫(yī)院檢查身體去。”出席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后，王稼祥由于身體狀況較差。在醫(yī)院治療一段時間后，經中央同意休養(yǎng)治病，在1965年全國政協第四次會議上，王稼祥被選為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同年11月，楊尚昆受毛澤東委托，前來看望。同月，周恩來再來看望，征求王稼祥同志的意見。王稼祥表示，不能再擔任中聯部部長，做點研究工作。1966年3月，中央決定王稼祥任中央外事小組副組長。
“文革”開始后，王稼祥被批斗，實際上停止了工作，與許多中央領導同志一樣于7月被指定搬出了中南海。王稼祥提出的對外工作方針受到康生等人的污蔑。但是，正如王稼祥少年時所言“革命是我終身寄托”，身處逆境的王稼祥仍然堅持黨性原則，光明磊落。他曾說：“平時我對康生、江青、林彪從來不吹捧，不阿諛奉承。過去抗逆風，頂潮水，我無所懼怕，不論在中央蘇區(qū)、在長征中、在陜甘寧、在莫斯科、在哈爾濱、在北京，我問心無愧！”他用他的一生踐行著“以所剩不多的余年，做出些有利于黨和國家的工作，以便去見馬克思時，能夠手上拿著黨和人民的鑒定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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