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社山前湖水平，斜陽天際照空明。
若非內(nèi)熱憂黎庶，便合漁樵了此生。
1925年，呂思勉寫下上述《萬頃堂》一詩，表達幾個志向：
其一是不愿從政，因讀書人“多欲而避事，乃藉口于學者不當于世務，以自逃責，而于權利之爭，爭先恐后，未見其無所知不暇及也”.
其二是不屑為稻粱謀，即“只想在現(xiàn)狀之下，求個茍安，或者撈摸些好處，因而沒有改革的志愿；那還講做學問干什么”.
此時呂思勉已在大學任教，并于兩年前完成《白話本國史》，該書被顧頡剛贊為：“為通史寫作開了一個新的紀元。”
《白話本國史》問世前，國內(nèi)學者多受西方史學影響，以瑣屑考證為能事，呂思勉逆潮流而動，主張融會貫通，由此開啟“新史學”一脈。嚴耕望曾說：“論方面廣闊，述作宏富，且能深入為文者，我常推重呂思勉誠之先生、陳垣援庵先生、陳寅恪先生與錢穆賓四先生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然而，恰恰是這本被稱為“中國史之第一名作”（金毓黻語）的《白話本國史》，給呂思勉帶來無窮煩惱，因涉嫌“詆毀岳飛”,被斥為“摭拾浮詞，妄陳瞽說”,書遭禁，人被告上法庭，但直到晚年，呂思勉也沒服氣。
今年是呂思勉先生逝世60周年紀念，重新梳理這一公案，可見這位被冷落的史學大師的磊落襟懷。
23歲便讀完《二十四史》
1884年，呂思勉生于江蘇常州，是“國朝第一狀元呂宮”之后（其實是清朝第二位狀元，晚于傅以漸）。呂家“世代仕宦”,父呂德驥少有文名，卻科場不順，10次鄉(xiāng)試均失敗。母程梫（音如“寢”）是武進名士程兆縉次女，亦能詩能文。
4歲時，父母給呂思勉講了一個故事：呂的外曾祖父去世后，外曾祖母帶4個兒子回常州，生活極貧困，一日下雨墻倒，外曾祖母修墻時，在墻根下挖出一簍黃金，但她認為這是非分之財，不應據(jù)為己有，便將其仍埋于原處。此事對呂思勉一生影響頗大。
呂思勉6歲發(fā)蒙，9歲時因家貧，只靠父母和姐姐教導，終生未入學校讀書。據(jù)呂思勉自己說，“和史學發(fā)生關系，還遠在八歲的時候”.
20歲時，呂思勉赴南京參加鄉(xiāng)試，為幫朋友，在考場上竟一日作文14篇，“比時予興會甚佳，雖在場中代人作文甚多，而出場仍甚早”,結(jié)果還考中了秀才。
此后，呂思勉在小學任教，月薪20元，曾是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的老師。
呂思勉13歲時開始讀《時務報》，膺服康梁，“雖親炙之師友不逮也”,因此“論政治利弊，好從發(fā)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但23歲時，因父親去世，“家境益壞，乃真不得不藉勞力以自活”.此時呂思勉已讀完一遍《二十四史》（傳說他曾讀過三遍），“且性好考證，故遂逐漸走入史學一路”,從此“專意治史矣”.
史學大師寫過偵探小說
1905年時，21歲的呂思勉突然對小說產(chǎn)生興趣，積極參與“小說界革命”.
據(jù)考證，呂思勉先后寫了3篇著作，即：署名悔學子的《未來教育史》、署名陽湖呂俠的《中國女偵探》和署名成之的《小說叢話》。
《小說叢話》是理論著作，認為中國小說不輸于西洋小說，“唯偵探一門，為西洋小說專長”.
或是為彌補這一“短板”,呂思勉寫了文言小說《中國女偵探》，由3個故事串聯(lián)而成，即《血帕》、《白玉環(huán)》、《枯石井》。
對這段經(jīng)歷，呂思勉后來諱莫如深，加上他早年筆名甚多，有幼千、俠、悔學子、駑牛、程蕓、蕓、企、野貓等，故人們一度不知陽湖呂俠是誰。
據(jù)學者張耕華、李永圻考證，《中國女偵探》以“黎采芙女士曰”開篇，她自稱“生長閨中十八年，常藉吾姊之教”,與呂思勉求學歷程相同；且“去年春，予姊嬰肺疾以卒”,呂思勉的姐姐即逝于1904年3月；“黎采芙”自述的住址在呂思勉故居旁。顯然，這個“黎采芙”就是呂思勉。
《中國女偵探》曾多次再版，被媒體稱為“手段之靈妙，變化百出，誠為偵探界中生色也”,但劉半農(nóng)評價說：“顧呂本書生，于社會之真相，初不甚了了，故其書奇誠奇矣，而實與社會之實況左，用供文人學士之賞玩，未嘗不可，若言偵探，則猶未也。故謂中國無偵探小說，不可謂過當語。”
呂思勉自認為“予于文學天性頗佳”,但他的學生嚴耕望說：呂思勉“無才子氣”.
錢穆只答一題便得75分
1907年，呂思勉到常州中學任教，恰好錢穆剛考入常州中學。
據(jù)錢穆在《師友雜記》中說：“誠之師（呂思勉字誠之）不修邊幅，上堂后，盡在講臺上來往行走，口中娓娓不斷，但絕無一言半句閑言旁語欲羼入，而時有鴻義創(chuàng)論。同學爭相推敬。其上地理課，必帶一上海商務印書館所印中國大地圖。先將各頁拆開，講一省，擇取一圖。先在附帶一小黑板上畫一十字形，然后繪此一省之四至界線，說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內(nèi)繪山脈，次及河流湖澤。說明山水自然地理后，再加注都市、城鎮(zhèn)、關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講完，小黑板上所繪地圖，五色粉筆繽紛皆是。聽者如身歷其境，永不忘懷。”
一次考試，呂思勉出了4道題，每題25分。錢穆尤其喜歡第3題（有關吉林省長白山地勢軍情），一時興起，寫了很多，到收卷時，錢只答了此一題，但呂思勉還是給了他75分。
1923年，40歲的呂思勉被江蘇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聘用，月薪120元。同年，他的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話本國史》問世，該書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銷量最大的中國通史著作。
1945年，顧頡剛盤點新式通史計四五十部，看上眼的僅7部，其中2部出自呂思勉之手，對《白話本國史》，顧稱贊道：“書中雖略有可議的地方，但在今日尚不失為一部極好的著作。”
之所以“略有可議”,因顧頡剛不同意書中對岳飛和秦檜的評價。
12年后突然成了禁書
在《白話本國史》中，呂思勉給了秦檜較多正面評價，卻說岳飛是“軍閥”,認為他“只郾城打一個勝戰(zhàn)……郾城以外的戰(zhàn)績，就全是莫須有”.
呂思勉稱：“韓、岳、張、劉等都是招群盜而用；既未訓練，又無紀律，全靠不??；而中央政府既無權力，諸將就自然驕橫起來。”
對于秦檜，卻說：“秦檜一定要跑回來，正是他愛國之處，始終堅持和議，是他有識力、肯負責任之處。”
此說在當時并不奇怪，1925年1月，胡適在《現(xiàn)代評論》上也曾說：“宋高宗與秦檜主張和議，確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檜有大功而世人唾罵他至于今日，真冤枉也。”鄭振鐸、茅盾也發(fā)表過近似觀點。
呂思勉采用的是《文獻通考》中的方法，即“根據(jù)著現(xiàn)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實的真相”.上世紀20年代正值軍閥混戰(zhàn)，呂質(zhì)疑道：“現(xiàn)在滿眼是驕橫的軍閥，從前偏有公忠體國的韓、岳、張、劉？”
該書面世12年后，南京政府將其查禁，稱：“武穆之精忠，與秦檜之奸邪，早為千秋定論。該書……是何居心，殊不可解。”并通令各校，嚴禁學生閱讀。
“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常以岳武穆自居，說：“我們要以無數(shù)的無名岳武穆，來造成一個中華民國的岳武穆。”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南京政府應對乏力，陳寅恪、吳宓等發(fā)公開電稱：“不用岳飛，即用秦檜，若用秦檜，則請斬蔡廷鍇以謝日本。”
當此之時，岳飛已成符號。正如陳立夫后來所說：“歷史方法，故應求真，但教史之時，應時重民族光榮與模范人物。”“有用”壓倒了“求真”.
被“龔大炮”盯上了
1935年5月，呂思勉等被龔德柏以“詆毀岳飛，危害民國”的罪名告上法庭。
龔德柏是著名報人，以敢罵著稱，被稱為“龔大炮”,他說“膽大妄為”這四個字，生是他的美評，死是他的嘉謚。
龔德柏批評以潑污水為主，他曾公開撰文稱邵飄萍拿盧布、史量才拿日元。1948年，國民政府搞了一次總統(tǒng)選舉，孫科與程潛競爭。程和龔是湖南老鄉(xiāng)，龔便在報紙上說孫科貪污、玩女人，還用黃色影片招待外賓，因此曾被孫中山痛打了一頓。這些話引起張發(fā)奎和薛岳不滿，上門去砸報館，龔德柏卻手持雙槍，將他們逼退。
龔德柏說呂思勉之所以罵岳飛，是為了向日本人討好，是想當漢奸，還無中生有地編造說，1923年版的《白話本國史》就沒有這些內(nèi)容。
最后，法院判定呂思勉“無通謀外國，危害民國獨立與領土完整之事實”.
面對非議，呂思勉一度拒絕修改，他撰文稱贊梁啟超：“尤其推重他與人辯論，擁護真理，不作歪曲之論，不作人身攻擊的美風……這真是言論界的模范。”
抗戰(zhàn)開始后，呂思勉在1938年版《白話本國史》中對“貶岳稱秦”的內(nèi)容進行了修改，但特別加上了一段話：“歷來外敵壓迫時，總有一班唱高調(diào)的人，議論似屬正大，居心實不可問，然不能因此而并沒其真！ 所以自宋至明，一班好發(fā)議論的士大夫，也是要分別觀之的！”
1949年后，龔德柏去了臺灣，被蔣介石關押7年，1980年6月去世。
書生不輟愛國志
抗戰(zhàn)爆發(fā)后，呂思勉身在淪陷區(qū)，下決心一不出任偽職，二不使用偽幣，教學收入均折成大米。后來沒教職了，全家只能靠女兒呂翼仁教書每月所得的一百二三十斤大米生存。
據(jù)熟人記載：“呂先生自奉很節(jié)省，服飾向不考究，非常隨便……在燈下寫作，他經(jīng)常喜歡戴一頂塑料遮陽的便帽，很像一個老年礦工。”
因夫人兩次大病，呂思勉賣掉了唯一的御寒大衣，每天吃自制的麥麩“怪餅”,以自家空地上種植的南瓜與扁豆佐餐。呂思勉本不吃扁豆和南瓜，一次因誤食未熟的扁豆而中毒。幸虧開明書店每月預付千元稿費，為了完稿，呂思勉每日必寫兩千字。
住常州時，街上有日本兵站崗，往來行人需脫帽致敬，呂思勉發(fā)誓不光復便不再戴帽。1945年，日本投降，呂思勉特意在上海買了一頂六合帽，說這是明太祖平定胡塵后制定的，他“戴之昂然歸故鄉(xiāng)”.
據(jù)呂翼仁說，呂思勉在上海租界未收回前，從不去公園，因門口曾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nèi)”的牌子，租界收回后，他去了公園，站在土堆上，摸摸頭說：“現(xiàn)在我們揚眉吐氣了！”
1952年，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呂思勉重提往事：“龔君（指龔德柏）之意，亦以與商務印書館不快，借此與商務為難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詆予者。其實欲言民族主義，欲言反抗侵略，不當重在崇拜戰(zhàn)將，即欲表揚戰(zhàn)將，亦當詳考史事，求其真相，不當禁遏考證也。”
1957年10月，呂思勉因心臟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