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人見過的錢，可比咱們現(xiàn)代人見過的錢多得多。

    說民國人見的錢多，不是指他們富有，而是指他們見過的錢的種類非常多。

    身為現(xiàn)代人，除了人民幣，還能見到美元、英鎊、歐元、港幣、馬克、盧布、新臺幣、越南盾……但是再見多識廣的現(xiàn)代人，充其量只能見到十幾種或者幾十種錢。而在民國，根本不用出國，就能見到上百種錢。

    以五四運動時期的北京人為例，他們能見到印著袁世凱頭像的銀元“袁大頭”,能見到印著孫中山頭像的銀元“孫大頭‘,能見到印著印著老鷹和蛇的墨西哥銀元”鷹洋“、印著不列顛女神的英國銀元”站洋“,以及寫著”光緒元寶“字樣的清末銀元”龍洋“,甚至還能見到兩廣地區(qū)鑄造的面值為兩角或者一角的銀元”毫洋“,還有四川軍政府鑄造的面值為一元的銀元”廠洋“.除了這些白里透亮叮當(dāng)作響的銀元，在大宗交易如房地產(chǎn)買賣中還能見到五十兩一錠或者十兩一錠的元寶，在日用品買賣等小額交易中又能見到大量的銅錢。銅錢又分很多種，有康熙通寶和乾隆通寶，有嘉慶通寶和同治通寶，有面值一文的制錢，也有面值十文和五十文的”大子兒“.銀元、元寶和銅錢都是金屬貨幣， 除了這些金屬貨幣，還能見到紙質(zhì)貨幣，例如各大錢莊發(fā)行的錢票、各大銀號發(fā)行的銀票、南方國民政府發(fā)行的”毫洋劵“、北方北洋政府發(fā)行的”大洋劵“、交通銀行發(fā)行的”中交票“、農(nóng)民銀行發(fā)行的”新鈔劵“、日本正金銀行發(fā)行的”正金票“、香港匯豐銀行發(fā)行的”匯豐票“……再加上當(dāng)時軍閥割據(jù)、諸侯林立，幾乎每個省都有自己發(fā)行的一套貨幣，從全國各地流入北京的紙幣就有幾十種！

    由此可見，民國時代的貨幣體系實在太混亂了，那時候的貨幣種類實在是太繁雜了。但不管多么混亂和繁雜，像”袁大頭“、”孫大頭“、”龍洋“和”鷹洋“這四種銀元，還是可以在種種貨幣中脫穎而出，可以被全國各地甚至海外居民所認可，而且不管后來紙幣發(fā)行量有多大，它們的購買力并沒有發(fā)生劇烈的變動，至始至終都是很”值錢“的貨幣，至始至終都被買家和賣家所歡迎。

    在民國，這四種銀元被親切地稱作”大洋“.

    大洋的種類有別，造型各異，但是重量都在0.72兩（晚清的兩，每兩37克）左右，含銀量都在0.65兩左右，所以購買力也大體一致，在同一個時間和同一個地方，拿一枚”袁大頭“去買東西，跟用一枚”龍洋“或者一枚”鷹洋“所能買到的東西并沒有區(qū)別。

    那么好，一塊大洋在民國時期都能買到哪些東西呢？

    1912年的北京，一塊大洋能買60斤普通大米（孟天培、甘博《二十五年來北京之物價、工資及生活程度》，北京大學(xué)出版部1926年版），也可以供6個人去東來順吃一頓羊肉火鍋（據(jù)《吳虞日記》下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914年的上海，一塊大洋能買44斤大米，也可以供5個人去中檔的西餐廳吃一頓西餐（據(jù)香港名醫(yī)陳存仁回憶錄《銀元時代生活史》）。

    1931年春天的廣州近郊，一塊大洋能買25斤大米或者20斤豆角（玉昆《廣州近郊的生活》，收錄于《農(nóng)村生活叢談》，申報館1937年版）。

    1937年夏天的成都市區(qū)，一塊大洋能買16斤大米，或者17斤面粉，或者5斤豬肉，或者40個雞蛋，或者45斤大蔥，或者47斤包菜，或者5斤白糖（魏樹東《成都地價與房租之研究》下編表1《成都市二十七年六月及七月出售物價表》，收錄于《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77冊，臺灣成文出版社1977年影印版）。

    從地域上看，上海、廣州等城市的糧價較高，大洋的購買力相對低一些，比如說魯迅在北京定居時，一塊大洋能買五六十斤大米，后來去了上海，一塊大洋只能買20斤大米（據(jù)魯迅日記）。

    從時間上看，糧食價格越到后來越貴，大洋的購買力也就跟著越來越低。例如同樣在北京，1915年一塊大洋能買20斤面粉，到了1925年，就只能買12斤面粉了（據(jù)孟天培、甘博的調(diào)查報告《二十五年來北京之物價、工資及生活程度》）。

    雖然大洋的購買力隨著地域和時間的變化而變化，但終歸屬于”值錢“的硬通貨，不管什么時候，不管什么地點，不管是誰，只要幾十塊大洋花出去，一定能買到一大堆好東西。以五四時期曾經(jīng)跟魯迅齊名的反禮教斗士吳虞為例，他有妻有妾，有幾個女兒，有四個仆人和一個老媽子，一家十幾口人，在成都市區(qū)過小康生活，一個月下來全家買肉買菜只花22塊大洋就夠了（據(jù)吳虞1914年6月20號日記）。后來他來到北京，在北京大學(xué)做教授，請蔡元培、胡適、周作人、顧頡剛、錢稻孫等同事吃飯，在王府井大街東華飯店大擺宴席，魚翅、鮑魚等名貴菜品應(yīng)有盡有，一頓飯也只花了25塊大洋（據(jù)吳虞1922年2月26號日記）。再后來吳虞去上海旅游，晚上入住英租界最豪華的酒店”遠東飯店“,要了一所高檔套房，每天房費才5塊大洋（據(jù)吳虞1924年6月24號日記）。

    民國前期，北大的教授生活優(yōu)裕，家家都雇聽差、雇保姆，甚至還雇廚子、雇車夫，全部算下來，一個月無非只要花上30塊大洋的工錢（仍據(jù)吳虞日記）。魯迅在北京阜成門西三條胡同買下第二所四合院以后，把母親和原配夫人朱安都接過去住，并雇了三個老媽子侍候她們，每個老媽子除管吃管住以外，每個月的工錢只花兩塊大洋（詳見拙著《民國房地產(chǎn)戰(zhàn)爭》第三章，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這說明大洋的購買力確實很強，也說明那時候老媽子的收入確實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