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六年（1728年），護軍參領郎坤向皇上遞了一份奏折，結果倒了大霉，遭遇“革職，枷號三個月，鞭一百發(fā)落”的嚴厲處置。他犯了什么大錯？奏折中有句話“明如諸葛亮，尚誤用馬謖”,壞就壞在這：“援引小說陳奏”.

    在奏折里為什么不能提小說？因為小說是當時的重點打擊對象，皇上帶頭不喜歡，郎坤不觸霉頭才怪。

    清廷反感小說并非無因。有清一代，禁毀小說作為官方行為，呈常態(tài)化存在。    在金庸的《鹿鼎記》中，天地會是貫穿始終的“敵對勢力”.它在歷史上真實存在，主要由游民組成。會眾流動性強，需頻繁聯(lián)絡，同時又要避免官府中人混入組織。所以，他們以地下活動為主，有各種秘密“切口”.因為會眾普遍文化素質較低，切口既要復雜保密，又要易接受，因此多脫胎于通俗小說。

    天地會還有自己的創(chuàng)會史，在這個虛構故事里，有抵抗外侮，有奸臣陷害忠良，也有一百零八人的群雄大聚義，帶著許多通俗小說的影子。它隨著天地會的發(fā)展逐步充實內容，在清末民初的《中國幫會三百年革命史》中，已長達數(shù)萬字，成了貨真價實的小說。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對思想鉗制最烈的一個朝代，文字獄與焚毀書籍，都是統(tǒng)治者的武器。清廷禁毀小說，主要是為了統(tǒng)治需要，以封建道德控制民眾思想。

    有清一朝，禁毀書籍與奴化教育始終并行，最終使得清朝成為中國古代史上對傳統(tǒng)風骨和人性摧殘最烈的一個朝代。

禁毀小說是毀書運動的一部分

    提起清朝的文化建設，許多人都會拿乾隆年間的《四庫全書》說事兒。但所謂“全書”,非但不全，在四庫之外的，許多都要遭遇被毀命運。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庫全書》纂修工作啟動，首先是對全國書籍進行大清查。乾隆認為“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故打算借清查之機，一舉予以銷毀。

    這次大清查焚毀書籍無數(shù)，行動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才告一段落。在此期間，銷毀書籍“將近三千余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shù)幾與四庫現(xiàn)收書相埒”,其中以集部書占多數(shù)，史部書籍亦“災情慘重”,吳晗曾稱：“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

    小說當然也難逃焚毀厄運，僅在1779年到1882年間，就有多起例子。如1780年1月，兩江總督薩載上奏，焚毀小說數(shù)十部，其中包括講述甲申之變的《剿闖小說》。1781年2月，薩載再度請奏焚毀小說數(shù)十部，其中《樵史演義》“紀天啟崇禎事實，中有違礙之處，應請銷毀”.

    無獨有偶，那年11月，湖南巡撫劉墉（就是大名鼎鼎的劉羅鍋）也上奏，稱《樵史演義》“雖系小說殘書，于吳逆不乘名本朝，多應冒犯。應銷毀”.1781年11月，又是劉墉上奏，焚毀小說八十余部，其中包括了著名的《英烈傳》，這部小說講述朱元璋開國故事，自為滿清所不容。1782年7月，江西巡撫郝碩奏繳12種書籍，其中包括以岳飛為主角的《精忠傳》，而關于岳飛的最知名小說--錢彩的《說岳全傳》，不久后也遭禁毀……

禁《水滸》防造反

    清朝最早提出禁通俗文學作品，是在順治九年（1652年）。當時清廷頒布禁例：“瑣語淫詞，及一切濫刻窗藝社稿，通行嚴禁。違者從重究治。”康熙登基不久后又再次宣告此禁例。所謂“瑣語淫詞”,指有傷風化的劇本和小說。當時環(huán)境尚算寬松，被禁小說僅兩本，一是李漁的《無聲戲二集》，一是《續(xù)金瓶梅》。

    康熙以前禁的都是黃色小說，但在康熙收復臺灣后，開始對小說界全面開戰(zhàn)。當時，清庭三管齊下，一方面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一方面大肆制造文字獄，另一方面則打著“端風俗、正人心”的旗號，加強對小說的管制。

    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下諭，禁止將小說譯成滿文，理由是滿人一向單純淳樸，小說會把他們教壞。次年，福建道監(jiān)察御史胡定上奏，目標直指《水滸傳》，認為此書“以兇猛為好漢，以悖逆為奇能，跳梁漏網(wǎng)，懲創(chuàng)蔑如……市井無賴見之，輒慕好漢之名，啟效尤之志，爰以聚黨逞兇為美事，則《水滸》實為教誘犯法之書也”,奏請將此書焚毀禁絕。

    乾隆自己也對《水滸傳》很是忌憚，那年初，廣東東莞莫信豐和增城王亮臣分別聚眾起事。七月，直隸、山西又相繼奏報邪教案。乾隆的看法是“愚民之惑于邪教，親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惡書所致”.于是，《水滸傳》成了“教誘犯法之書”,在全國范圍內遭到嚴禁。這也是清政府第一次明確以“社會動亂根源論”的旗號查禁小說。

    乾隆執(zhí)政后期，教亂、起義此起彼伏，尤其是白蓮教起義，縱橫數(shù)省，使得滿清國勢轉衰。清廷一方面忙于武力鎮(zhèn)壓，另一方面也加強思想控制，堅持“社會之所以亂，是因為人心敗壞；人心敗壞，是因為小說誤導”這一邏輯不動搖。

慈禧太后迷紅樓

    即使是奇書如《紅樓夢》，命運也極坎坷。《紅樓夢》誕生后，有多種抄本流傳，但長時間未能刊刻，顯然與乾隆年間禁毀書籍的大潮有關。在刊刻后，盡管其甲戌本有“此書不敢干涉朝廷”的聲明，仍難逃被禁命運。

    最早對其查禁的是嘉慶年間的玉麟，他在擔任安徽學政期間嚴禁《紅樓夢》刊刻、傳播。他認為《紅樓夢》中“賈、王、史、薛”四大家族的淫逸生活意在影射滿洲貴族，盡管拿不出具體證據(jù)，仍依有關律例，在安徽查禁此書。

    道光即位后，頒布《御制聲色貨利諭》，蘇州吳縣秀才潘遵祁、潘曾綬就自掏腰包，在金陵、蘇州大量購買“淫書小說”并進行銷毀。地方官也積極配合，時任江蘇按察使的裕謙最為認真，大量查禁“淫書”,《紅樓夢》也在“淫書”之列。

    也是從道光年間開始，人們談及《紅樓夢》時多稱之為“淫書”.如光緒丙子夏六月潤東漱石主人在《繡像王十朋真本荊釵記全傳》的序言中寫道：“余嘗見閨閣中人，都以《紅樓夢》、《西廂記》、為娛目者，然皆屬淫詞。”梁恭辰在《北東園筆錄四編》中稱“《紅樓夢》一書，誨淫之甚者也。”汪堃在《寄蝸殘贅》中稱《紅樓夢》“宣淫縱欲，流毒無窮”.

    《紅樓夢》“淫”在何處？陳其元在《庸閑齋筆記》中曾這樣評論：“淫書以《紅樓夢》為最，蓋描摹癡男女情性，其字面絕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為之移，所謂大盜不操干矛也。”這與其說是批評，不如說是“點贊”吧？

    諷刺的是，在禁書過程中，滿清統(tǒng)治者盡管口中冠冕堂皇，卻“只準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他們口中的“淫書”,往往是最流行的“內部刊物”,宮中流傳下來的《金瓶梅畫》，就蓋滿了乾隆御覽之印，這位乾隆皇帝，恰恰是最喜歡炮制文字獄和焚毀書籍的一代帝王?！督鹌棵贰芬卜菨M清貴族的禁書，而是“人皆爭誦”.至于《紅樓夢》，慈禧太后便是紅樓迷。種種荒唐，似已注定清朝的命運。

    據(jù)《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