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銘記周總理的恩情，不辜負他老人家的期望，努力成為一個阿爾巴尼亞通。這是我調到人民日報社，特別是聽了戴楓同志轉達的周總理對從事國際宣傳的人員的要求之后，在心里立下的誓言。

　　牢記總理的教誨與囑咐

　　陪完了阿爾巴尼亞新聞代表團之后，領導又要我做好陪同解力夫和戴楓領隊的中國新聞代表團赴阿爾巴尼亞訪問的準備。當時，正在蓬勃發(fā)展的中阿關系第一次遇到了小小的波折。特別重視中阿關系的周總理，為了確保我黨政代表團和新聞代表團的訪阿圓滿成功，兩個團出訪前夕，在人民大會堂特別接見了兩個團的全體成員，我有幸聽到了周總理的教誨與囑咐。他老人家對阿爾巴尼亞人民純真的友情和崇高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深深地感動了我，成為我一生做好中阿文化交流工作的指導思想。40多年來，不管國際風云如何變幻，我對做好這一工作的決心與信心都毫不動搖。

　　“文革”中好人遭誣陷、受迫害的事司空見慣，我也沒能例外。但沒多久，領導報社運動的人又對我說：誤會了，咱們還是一個藤上的瓜，是階級弟兄。于是又恢復了我在外事崗位工作的資格。

　　1974年國慶前夕，阿爾巴尼亞《人民之聲報》代表團來我國訪問，人民日報社負責接待該團。已經正式恢復名譽、重新走上外事工作崗位的“紅山鷹”又陪同代表團當了翻譯。9月30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的盛大的國慶招待會上，我陪著阿爾巴尼亞記者朋友，坐在離主席臺最近的第一排正中間的一張大餐桌旁。當莊重、洪亮的迎賓曲振奮人心地響起，周總理率領黨和國家領導人緩緩地走上主席臺入席時，我貪婪的目光一刻也沒離開他。望著他那比5年前與我握手時明顯消瘦了許多的面容和一雙依然鋒利、炯炯有神的眼睛，我百感交集，熱淚盈眶。我想起了9年前他老人家訪問阿爾巴尼亞時在我駐阿大使館的大廳里教我們學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紅梅贊》的幸福情景，還想起5年前我調到人民日報社，他對我的關注和殷切期望，更聯(lián)想到這5年來自己走過的坎坷道路，差點兒被打成“黑烏鴉”的遭遇，心里頓時翻涌起一種苦盡甘來的幸福感。主席臺上首長們開始向周總理敬酒了，但周總理沒有站起來，有人替他喝酒還禮。我的心怦然一跳，“莫不是總理的身體……”我不敢再往下想。

　　從這一天起，周總理的健康狀況便在我的心里結下了一個疙瘩。

　　此后，報社國際部又多次派我赴阿訪問，并要我做好到阿爾巴尼亞任常駐記者的準備。為了解除我的后顧之憂，報社政治部和國際部想方設法把我愛人和兩個女兒的戶口從遼寧蓋縣（今日蓋州市）遷到京郊東壩河畔的北樓梓莊，徹底結束了我多年來經濟困難靠公家補助、糧票要同志和朋友賑濟的苦日子。我的情緒特別好，美好的未來正在向我熱情地招手。然而，樂極生悲，1976年元月9日的一聲炸雷炸得我頭暈目眩，心撕膽裂，幾乎都站立不住了。收音機里傳來中共中央、人大會常委會和國務院的訃告，我們敬愛的好總理周恩來同志……天哪，兩年來不敢去想、不愿去想的這件最可怕、最叫我心驚膽戰(zhàn)的事情，終于還是發(fā)生了，這叫我們一家人怎么承受得了??！生著了火的爐子我丟在一旁不管了，泡的玉米渣也不淘了，踉踉蹌蹌地回到屋里，全家人抱頭哭成一團。那是舉國同悲，萬民共泣的日子??！

　　根據(jù)上面的規(guī)定，各單位一律不開追悼會，但在總理生前與他一起工作過的人，可以到北京醫(yī)院參加與總理遺體告別的儀式，我當然有這個資格。國際部領導戴楓同志和即將成為報社級領導之一的潘非同志都分別正式地將此事通知了我。

　　在北京醫(yī)院一個不太大的告別廳里，我眼含淚水，向我無限尊崇的慈父般的周總理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個躬?？晌矣X得怎么也表達不盡對他老人家大海一般的深情。第二天上午，我又冒著凜冽的寒風與國際部的幾位同志到了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站進了成千上萬人沉痛悼念周總理的隊伍中……

　　將周總理的骨灰撒在祖國大地和江河湖海的那一天，我站在報社的樓頂上，仰望著載有總理骨灰的飛機向長城方向飛去，久久不愿離去，直到飛機在湛藍的天空消失得無影無蹤的時候，才邁著沉重的步子，挖心摘肝似地走回辦公室，站在窗戶旁邊，望著王府井大街呆呆出神……

　　“阿爾巴尼亞通”是我的畢生追求

　　我不能整天沉浸在悲痛中，決心化悲痛為力量。從那一天起，我對阿爾巴尼亞文學、藝術以及整個文化的鉆研更加投入了。從當天下午開始，我就將報社實際上是為我一個人訂的、幾年來的十來種阿文報刊在幾張辦公桌上攤開，剪起報來，然后分門別類裝訂成“工業(yè)成就”“農業(yè)成就”“教育戰(zhàn)線”“群眾文藝”“歷史與考古”“文藝評論”“著名作家研究”“優(yōu)秀通訊”“優(yōu)秀詩歌”“影視評論”十大厚本，我命名為《鄭氏阿爾巴尼亞百科全書》。這十大厚本阿文剪報成了我的寶貝。我反復地看，多次有效地使用，使我對阿爾巴尼亞這個國土雖小但人民精神可嘉的“山鷹之國”的認識越來越深刻。我覺得自己距離周總理要求的“阿爾巴尼亞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畢竟是在這條艱難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要成為一個真正的“阿爾巴尼亞通”,必須讀大量的阿文書。留阿期間雖然買了不少書，但在阿爾巴尼亞書籍的海洋里，我那有限的兩大木箱子書，實在是滄海一粟，九牛一毛。王府井外文書店幫了我的大忙。整個“文革”期間，這家書店只賣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書，地拉那書店賣什么書，這里就有什么書。阿文書又非常便宜，因此，這里便成了我落腳最勤的地方。那時，我每月的工資只有62元，憑這一點錢養(yǎng)活一家4口人，日子過得有多艱難，是可想而知的，但即使如此貧寒度日，我每月還是至少拿出5元錢買阿文書籍。因為我常到那里買書，書店里的工作人員都認識我了，其中有位叫祁從貞的老大姐待我尤其熱情友好，書店里每次進了新書時，她總會打電話及時通知我。后來，中阿關系急劇惡化，書店決定將阿文書下架送造紙廠造紙，祁大姐立即電話告訴我可以到書店免費隨意挑書。于是，我從房產科借了個平板車，到書店將各種阿文文藝書籍拿了個齊全，甭提有多痛快了。

　　過了幾天，我在北大俄語系讀書時的老同學、我的入黨介紹人、已榮任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副總經理的趙惠媛同志，也打電話通知我可以到他們公司在通縣的書庫取一批阿文書。七月里一個雨過天晴、驕陽似火的中午，我騎著加重自行車，從我居住的東壩河畔的樓梓莊興高采烈地向通縣奔去。騎了三十多里泥濘難行的土路，頂著火辣辣、毒巴巴的太陽，汗流滿面地趕到了書庫。這里是外文圖書的天堂，阿文小說、詩歌很多，沒用幾分鐘，我就挑出10多本以前沒有買過的書。后來，還把30卷的《恩維爾·霍查選集》也牢牢地封在加了一塊長木板的車座上面。道路坎坷，爛泥滿地，不時還要趟過腳脖深的污水。我擔心車子倒了把書弄臟、弄壞，干脆不騎車了，手推車子吃力前行，硬是用兩腿量了三十里泥濘路。趕回村邊時已經是村煙裊裊做晚飯的時候了，我累得口干舌燥，涼白開水連喝三大杯還不解渴，可心里卻是甜絲絲的。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