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播到騰訊微博毋庸置疑，魯迅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靈魂人物，其"無地彷徨"而"反抗絕望"的批判理性，早已被學界提升到了"五四"啟蒙的思想高度，成為了知識分子人格追求的精神偶像。綜觀幾十年來國內學者的魯迅研究，人們一直都在試圖接近一個真實的魯迅，但無論是"意識形態(tài)說"還是"思想啟蒙說",客觀上都存在著一種"臆說"魯迅的價值偏離。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各種西方哲學方法論的大量引入，更是造就了魯迅研究的空前"繁榮",諸如存在主義、解構主義乃至復調理論的泛化使用，不僅使讀者逐漸地生疏了魯迅，而且還使讀者困惑地迷失了魯迅--"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再加上"哲學家"的多重釋義，厚重到了嚴重阻隔讀者與作者之間的心靈對話；盡管還原真實魯迅的社會呼聲一直都不絕于耳，可是因其話題過于敏感而每每受到強烈地斥責！聰明而睿智的魯迅似乎很有先見之明，他清醒地意識到一個人一旦被奉為"偉人",其身后必然要遭遇被人誤解的尷尬處境，故他才會不無調侃地戲謔道："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jīng)變成了傀儡了。"魯迅當然并不想成為"傀儡",然而他卻同所有"偉人"一樣，最終只能被后人去加以無限的"闡釋",自己則失去了回應辯解的"言說"能力。所以，超越作品文本去替魯迅進行思想"言說",這是國內魯迅研究界所普遍存在的歷史現(xiàn)象。
一、一個被"言說"的魯迅
重新認識魯迅與"五四"之間的辯證關系，我們首先必須去澄清真實"歷史"與虛擬"歷史"的本質區(qū)別?？肆_齊曾強調說真實的"歷史決不是以敘述寫成的，它總是用憑證或變成了憑證并被當作憑證使用的敘述寫成的".如果我們按照克羅齊的說法來推論，魯迅作品文本應是唯一性的歷史"憑證",只有它才具有研究魯迅思想的真實價值。然而，長期以來，國內魯迅研究界在其具體實踐過程中，"一千個學者就有一千個魯迅"的眾說紛紜，顯然都呈現(xiàn)出了一種任意"肢解"魯迅思想的怪誕現(xiàn)象。所以，一個被"言說"的魯迅，也因"言說者"的主觀意志，走出了歷史而進入了神壇。
對于魯迅及其作品超越文學意義的思想評價，歸根結底應是源自于瞿秋白與毛澤東這兩位政治革命家的權威定論。早在1933年魯迅在世之際，瞿秋白就撰寫了《<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一文，第一次將魯迅的文學創(chuàng)作視為是現(xiàn)代"中國思想斗爭史上的寶貴的成績",而魯迅也被他譽為"是野獸的奶汁所喂大"的"萊謨斯","在兒童時代就混進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著小百姓的空氣",最終完成了其思想"從進化論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chǎn)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戰(zhàn)士"的徹底轉變。而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則更是氣勢恢弘鏗鏘有力地論述道：
"五四"以后則不然。……由于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chǎn)階級和中國共產(chǎn)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lián)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zhàn)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shù)，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不可否認，瞿秋白與毛澤東都是出自于中國無產(chǎn)階級政治革命的歷史訴求，去宏觀地概括總結"五四"與魯迅反封建思想啟蒙的社會意義；他們都急切地希望樹立起一個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思想轉型的光輝榜樣，以便最終確立無產(chǎn)階級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地位--魯迅也因此被改變了其"文學家"的原初形象，成為了具有"革命家"與"思想家"雙重身份的時代"戰(zhàn)士"!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后，王富仁的思想革命"鏡子說"與汪暉的反抗絕望"啟蒙說",雖然都力圖擺脫魯迅研究中政治意識形態(tài)因素的潛在影響，但是他們從思想革命入手去重新"言說"魯迅的種種努力，也同樣因其受制于中國式啟蒙理論的自我束縛，仍舊去人為提升魯迅及其作品現(xiàn)代思想史的文化價值--所以，魯迅并沒有從當前學界那里獲得精神人格的真正解放，他同樣只能頂著"旗手"和"主將"這一輝煌而神圣的附加頭銜，"孤獨"與"寂寞"地"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這就恰恰有如他自己曾經(jīng)嘲諷過的那樣："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活著，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
將魯迅視為"旗手"和"主將",人們似乎都在有意識地回避一個歷史問題：魯迅并不是"五四"思想啟蒙運動的發(fā)難者，甚至于他在《新青年》創(chuàng)刊后的一年多時間里，竟然仍對這本雜志無任何好感。比如周作人就曾回憶說："那年四月（指1918年，引者注）我到北京，魯迅拿幾本《新青年》給我看，說這是許壽裳告訴的，近來有這么一種雜志，頗多謬論，大可一駁，所以買了來的。"周作人此話是可以相信的，因為從1918年魯迅日記的記載來看，的確有兩次提到過他買《新青年》雜志送人。即使是到了1920年5月，魯迅仍對"新文學家所鼓吹之新式"思想，表示出了頗有些不屑一顧的個人偏見，他在致宋崇義的信中這樣寫道："仆以為一無根底學問，愛國之類，俱是空談：現(xiàn)在要圖，實只在熬苦求學，惜此又非今之學者所樂聞也。"魯迅此話暗含諷義，他顯然是認為《新青年》在崇尚"空談",故他才會鼓勵那些青年學子，去"熬苦求學"做些"根底學問".但學界卻對于這一歷史真相，做了匪夷所思的另類析解，而瞿秋白那番混淆視聽的激情辯白，則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時代之聲：魯迅之所以很晚才加入《新青年》陣營，"是因為在這之前，還沒有什么可以參加的，他還只能夠孤獨的'沉思'.而在《新青年》發(fā)動了'新文化斗爭'之后，反國故派才成為整個隊伍。"瞿秋白此言的確是用心良苦，其真實意圖無非是要強調說明：只有在魯迅加入了《新青年》陣營之后，才能算是"五四"思想啟蒙運動的真正開始！應該說幾十年來國內學界對于魯迅思想的價值判斷，也都基本上延續(xù)著早年瞿秋白的這一觀點。故魯迅成就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同時也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轉型，那么將其視為是時代的"旗手"與"主將",也就是自然而然無可爭議的鐵定事實了。但魯迅本人卻并不這樣去看待自己，他在《<自選集>自序》中明確地指出："我那時對于'文學革命',其實并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其實，魯迅這種胸襟坦蕩自我解剖的類似語言，在他早期的雜文與小說中，比比皆是。我個人寧愿去相信魯迅本人的真情訴說，而不愿去相信學界那些信口開河的杜撰之辭！
魯迅坦承"五四運動以后，我沒有寫什么文字，現(xiàn)在已經(jīng)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了".這恐怕并非是魯迅本人的自謙之詞，而是他當時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因為在他看來"那時革新運動，表面上卻頗有些成功，"但實際上則"只是我們賣報孩子卻穿破了第一身新衣服，便不再做，只得年不如年地現(xiàn)出窮苦。"于是他終于感到了刻骨銘心的"寂寞"與"悲哀".魯迅寫于1922年的《<吶喊>自序》，是我們研究"五四"時期魯迅思想的重要文獻；但就是在這篇僅有三千多字的敘述短文里，"寂寞"與"悲哀"竟出現(xiàn)有15次之多。由此我們足以看出，魯迅當時的情緒是何等消沉與低落！《<吶喊>自序》除了告訴人們作者當時的"頹唐"心境，同時還告訴人們作者與新文學之間的微妙關系："老朋友金心異"多次來訪，"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有人來贊同，并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也許是感到寂寞了。"故他開始"聽將令",并逐漸為《新青年》寫文章。魯迅受錢玄同等人的鼓勵與催促，被動地加入《新青年》的啟蒙陣營，這是具有歷史依據(jù)的客觀事實：我們通過檢索魯迅日記1917年10月到1918年12月，總共統(tǒng)計出在這14個月期間，錢玄同單獨到訪過26次，劉半農單獨到訪過6次，錢與劉共同到訪過5次，此外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還同魯迅飲酒2次，前后相加見面次數(shù)竟多達39次。僅就這一具體數(shù)字而言，魯迅的確是盛情之下其實難副，"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他之所謂可有",因此也就"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們不憚于前驅。"④
(責任編輯：陳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