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論

國家與社會間關系是近來大家討論的焦點。在中國歷史的園地中，國家與社會也經常為集會討論的課題。這題目中的“社會”一詞，又常意含西方文學中civilsociety，在中文中則有人譯為民間社會，有人譯為公民社會，也有時則徑用“社會”二字為稱。[1]

在中國研究中，首先將這一觀念引用于中國社會者，大致是Rankin對于浙江縉紳的研究，以及Rowe對于漢口商會功能的研究，二者都是中國近代發(fā)展的例證，也涉及傳統(tǒng)社會力量的性質。[2]

由于civilsociety在西歐歷史的發(fā)展過程有其特定的意義，而若干思想家討論這一名詞時，又各別發(fā)展了特定的內涵，若逕為借用，以討論中國歷史，不免鑿枘不入。先將這一觀念的淵源，作一簡單介紹，或有助于后文對中國社會發(fā)展的討論。在古代希臘城邦國家的背景下，國家與社會重疊而不可分割。到了近世資本主義出現(xiàn)，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保障財產權，遂將國家的權力與個人的權利有所分別。十七世紀的洛克(JohnLocke)在其名著《政府論》(TreatiseonGovernment)中說明了統(tǒng)治者的權力是由被統(tǒng)治者同意，以保護人民的諸種所有權(包括生命及財產)。與洛克同時的霍布斯(ThomasHobbes)在其《巨靈》(Leviathan)一書中提出了社會契約的觀念，則政治與人民作為兩個對立體，而經由契約結合為國家。[3]

黑格爾(G．W．FriedrichHegel)討論國家與社會之間相倚相成的關系。國家是理性的體現(xiàn)，近代的市民社會只依存于國家之內。他以為家庭的親緣倫理是人類社會凝聚與群體的基礎，而近代出現(xiàn)的志愿團體，例如工會或職業(yè)團體，則是市民社會的基礎。家庭可以擴散為族群，以至構成民族，但仍是單純而同質的，而倫理更是神圣的。家庭分解，群體遂為異質的。此處黑格爾可能意指個人由家庭中釋放，再由自愿的選擇，結合為新的群體單位，以滿足其個別的需求。黑格爾的需求體系(systemofneed)，殆接近求自利的動機。在市民社會中，個別成員由工作而求自利，為了滿足許多個別的小利，而集合為能滿足許多個體的大利。法律保護個別成員的權利，以國家公權力及志愿結合的團體，補充法律之不足。黑格爾意念中的國家，是理性而充足的，國家體制兼含城市中的市民社會與鄉(xiāng)村中仍以倫理為維系的社會。由此，市民社會在國家之內，而不等同于國家。然而黑格爾在討論國家時，特別提出如果國家與市民社會混淆，亦即兩者等同的情況下，國家的使命是保護個人的財產及自由。此處，個人是國家的一員，而且只有在成為國家的成員，個人始有其客觀、真實與倫理的意義。在黑格爾的意念中，國家是最終的實體，因其存在，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個別成員始得依存。國家與社會之間，遂是有機的融合。[4]近代思想家哈貝馬斯(JurgenHabermas)由黑格爾的理論，發(fā)展了公私領域的兩分觀念：以為社會私有領域，可以轉變?yōu)楣婎I域(publicsphere)。意見的交流可以轉化為輿論，經濟資源的交流可以轉化為商業(yè)，而城市本身是交流的主要場合。在公眾領域的基礎上，遂有法律與公權力，以凝聚為國家。哈氏所指的公眾領域，正同黑格爾的“國家”與“市民社會”，毋寧也是抽象的理論概念。在真實的歷史中，都可呈現(xiàn)不同的形式。L5]

在中國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民間社會與公眾領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是如何形式？都可為討論中國社會變動的著眼點。中國近代史上的公眾領域，或可以是縉紳的權力為其中心的新興都市。[6]

但是在近代以前的中國，社會與國家之間如何交互作用？這是本文要探討的題目。本文的時代范圍是殷商到秦漢，因為這一段歷史的發(fā)展為后世中國制度立下了格局。本文以討論觀念為主，許多原始史料不再征引，許多史事重建的工作，也只引用研究成果。本文也是我對古代社會研究的檢討，故引用自己工作處頗多，并不因為自己的說法已是定論，不過為了節(jié)省從頭做起的重復工作而已。

本文主旨在于考察中國古代社會的變化，由此一方面可以董理古代社會演變的來龍去脈，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中國社會的特質。本文研究的角度在于討論國家權力，社會力量的互動及二者對于經濟資源與意識型態(tài)的控制。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健將ThedaSkocpol在比較四個社會革命與國家型態(tài)時，特別提出，國家的政治權力不是一個經濟與社會變化的舞臺，意謂政治權力不是因應變數(shù)，而也當是有其自主性的變數(shù)，主要由于國家有其組織的力量足以掌握許多資源。[7]

Skocpol的主張，不僅修改了馬克思以經濟因素為歷史發(fā)展原動力的主張，將政治由“上層結構”的被動性，賦予政治以自主的機能，而且也修整了當時CharlesTilly、TedGurr與CharlmerJohnson等人的諸種理論。Gurr以為情緒觀念與認知，都在歷史的劇變時(如戰(zhàn)爭、革命、暴亂)有其作用。Tilly主張人群之間爭奪資源及因此而起的互動，可說是政治變化的動力。Johnson則直指社會功能性的整合與變動，是政治變化的因素，而社會的整合又系于價值觀念，以協(xié)調社會的平衡性。Johnson之理論毋寧是建立在社會學的功能觀點上，因此必然強調社會的制度性與組織性。[8]

Skocpol主張政治的主動性與Johnson主張社會的主動性，再加上經濟與意識觀念兩方面的動力，實際上合而為四種力量的互動。不過，這四種力量互動的方式也不拘一格，在不同的文化與不同的時間，四者互動可以有不少的格局。四者之中，政治與社會兩者又以其為人群具體的組織，遂既可為動力，也可為動力所依憑的群體，在政治力方面呈現(xiàn)為“國家”，在社會力方面呈現(xiàn)為“社會”。在近代的國家，政治的組織力十分強大，國家以公權力為工具，遂每有侵軼人民權利之處。同時，公民以其群體力量的整合為社會力，也運用各種組織，盡力制衡政治，防止強制權力的擴大。雙方拉鋸進退，最常爭奪的陣地，一為經濟資源，一為知識與信仰。如果政治力能收奪這兩種資源，甚至能使社會力也淪為政治力量的工具。反之，社會力強大時，則盡可能限制政治力的范圍，現(xiàn)代民主政體的國家，不愿有“大有為的政府”，即是為了防范政治力坐大。[9]

中國古代的國家與社會，自然與近代歐美發(fā)展的模式極為不同，甚至也與十九世紀的中國不一樣。本文不僅避免硬套模式，而且更擬嘗試以中國古史為實證，董理若干發(fā)展的線索。不過，以國家與社會作為兩個方法學上觀念的工具，則或有其方便之處。是以本文也從國家與社會兩橛，及其在經濟與意識價值兩個領域的控制為討論的主題。

至于國家發(fā)展，也仍有其階段性的特色。在國家的開展過程中，初期的國家，以凝聚族群而成為部落式的團體。眾多部落的聚合，則發(fā)展為邦聯(lián)。國家內部的結構，也可由家長的威權，逐漸制度化而成為君主政治，佐之以有組織的文官體系。隨民權的開展，君主政體又可能轉變?yōu)槊裰髁?包括虛君立憲)，卻仍可能有強大的文官體系執(zhí)行國家權力。國家權力的伸張與收縮，并非只是單向一線的演化。

以社會發(fā)展的形態(tài)而言，中文的“社會”一詞，借自近代日文，可謂中文輸出加工后的再輸入。“社”之原意是地方社區(qū)--土地神的祭祀圈，是以“社會”的原意相當于英文的community，或者德文的gemeinschaft，具有親密與神圣的特質，其成員大致是與生俱來，出生于這個群體中的。這樣的社會可稱之為“原群”。今日“社會”，尤其前文所論的民間社會、市民社會一類的用法，則是許多原群的復合體，經過重整，參加成員的關系是合約性的、世俗性的，相當于英文society，或德文的gesellschaft，這樣的社會可稱之為“復群”。本文以下的討論，即當以這兩個名詞，代替籠統(tǒng)而模糊的“社會”，以避免意義的混淆。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