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層，聞一多想到了嗎？
四
他當然想到了。
對出國留學的必要，對在美國生活的意義，聞一多還未走出國門就已經(jīng)開始懷疑了。及至到了美國，這種懷疑更一天天深重起來，而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聞一多留美期間懷鄉(xiāng)情緒那么強烈。讀聞一多留美期間的書信、詩文，總能感到那種濃得化不開的鄉(xiāng)愁。“歸心似箭”四個字用來說明聞一多居美時期的心態(tài)，并沒有多少夸張的成份。如果把這歸因于聞一多感情特別“脆弱”、特別“沒出息”，對故土有著異乎常人的特別深切的依戀，那恐怕就多少是一種誤解。聞一多的特別思鄉(xiāng)，與其說是對中國這片故土有著異乎常人的依戀，毋寧說是對美國這片異土有著異乎常人的抗拒甚至厭惡。正因為感覺不到留學美國的意義，正因為不能為自己的背井離鄉(xiāng)、飄洋過海給出一個有力的解釋，所以對祖國的思念就如決堤的洪水一般洶涌泛濫。對留學意義的懷疑與懷鄉(xiāng)成正比地增長著。在作于留學時期的那首著名的《太陽吟》中，聞一多對著太陽喊道：“太陽啊，六龍驂駕的太陽！/省得我受這一天天的緩刑，/就把五年當一天跑完，又與你何妨？”留學美國，對聞一多來說，竟如同受刑。正因為如此，他請求太陽：“讓我騎著你每日繞行地球一周，/也便能天天望見一次家鄉(xiāng)。”
聞一多以“愛國”著稱。這種“愛國”的情緒和精神在留美期間表現(xiàn)得最集中最典型也最“感人”。但同是“愛國”，其表現(xiàn)卻可以大相徑庭。陳獨秀、胡適、魯迅，還有郭沫若，都可以說是十分“愛國”的，但他們的“愛國”往往表現(xiàn)為對自己祖國和國家的尖銳批判，正因為對這“國”愛之深，也才責之切。聞一多則不同。對這種不同，他自己倒有明確的意識。1922年12月，赴美未久的聞一多寫了《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發(fā)表于國內(nèi)的《創(chuàng)造周報》（15）上。該文對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國內(nèi)新詩創(chuàng)作現(xiàn)狀提出了批評。文章說：“《女神》底作者對于中國，只看見他的壞處，看不見他的好處。他并不是不愛中國，而他確是不愛中國的文化。我個人同《女神》底作者態(tài)度不同之處是在：我愛中國固因他是我的祖國，而尤因他是有那種可敬愛的文化的國家——”這里他將自己與郭沫若對“國”的“愛”做了比較。正因為他深愛著“中國的文化”，所以在文章中對包括《女神》在內(nèi)的新詩創(chuàng)作表達了不滿：“現(xiàn)在的新詩中有的是‘德謨克拉西’，有的是泰果爾、亞坡羅，有的是‘心弦’‘洗禮’等洋名詞。但是，我們的中國在哪里？我們四千年的華胄在哪里？那里是我們的大江、黃河、昆侖、泰山、洞庭、西子？又那里是我們的《三百篇》、《楚騷》、李、杜、蘇、陸？——”
因為深情地愛著“中國的文化”，在美期間，研究、宣傳和捍衛(wèi)“中國的文化”便成了聞一多十分熱衷的事。這期間，聞一多還參與發(fā)起成立了以“國家主義”為旗幟的“大江學會”。以這樣一種情緒，以這樣一種心態(tài)、以這樣一種理念，可以想見，所謂“美國文化”對聞一多幾乎不能發(fā)生什么影響。美國文化的核心是英美式自由主義，而英美國式自由主義的核心，則是個人主義。在美國成為了一個“國家主義者”的聞一多，對個人主義自然不會感到親切。而不能理解和接受個人主義，也就談不上理解和接受英美式自由主義。許多英美留學生，在英美不同程度地理解和接受了英美式自由。有人在留學期間，還以充分開放的心態(tài)面對英美文化，尤其滿懷熱情地觀察和研究英美式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運作的方式，換句話說，他們滿懷熱情地理解和接受了英美先進的“政治文明”。胡適便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這些人回國后就成為現(xiàn)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而聞一多與他們不同。對美國的文化，聞一多未出國時即已極為抗拒。到美國后，更談不上關注、探究和欣賞美國的“政治文明”了。所以，因為聞一多曾“在美國受教育”便把他說成是“自由主義者”，是一種嚴重誤解。明白這一點，也就明白了與現(xiàn)代中國的其他一些英美留學生相比，聞一多為何很“另類”了。聞一多也曾是“新月派”中的一員。“新月”以英美留學生為主干。但聞一多與胡適、羅隆基、梁實秋等“新月”人士可謂“名”合“實”離。聞一多被難后，熊佛西寫了《悼聞一多先生》（16）一文，其中說：“有些人僅將你看成一位‘新月派’的詩人，------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不錯，你曾加入過新月社，但你之加入新月社完全是由于你和（徐）志摩私人的感情關系，你的人格和文格都和他們的不同。”熊佛西所做的價值判斷姑且不論，他指出聞一多與其他“新月社”成員并不是一路人，倒是符合實際的。以胡適為首的“新月社”文人在1929年曾掀起一場頗具聲色的“人權運動”。這是面對國民黨的以黨代政、獨裁專制所做的悲壯抗爭。在“人權運動”中，胡適在《新月》月刊上發(fā)表了《人權與約法》、《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知難，行亦不易》等文章，聞一多清華時的同班同學羅隆基發(fā)表的文章則有《論人權》、《專家政治》等，也是聞一多老同學的梁實秋也發(fā)表了《論思想統(tǒng)一》。這些文章對國民黨政權進行了異常尖銳的批評，甚至對蔣介石本人也指名道姓地譴責。“人權運動”終于遭到國民黨政權的打壓，《新月》被查禁，羅隆基被逮捕。但在這場運動中，沒有聞一多的身影。這當然并非因為聞一多的怯懦，而是因為聞一多對這場運動本就不感興趣、不以為然。對于《新月》月刊的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對于《新月》月刊的談政治，聞一多是“有些看法”的，并“投稿漸少”。（17）這也不難理解。胡適、羅隆基們是想要在中國傳播他們留美期間所了解、理解并接受和推崇的“政治文明”，而對這“政治文明”，聞一多本沒有多少了解和理解，更談不上接受和推崇了。他自然也就不會加入這場“人權運動”中。后來，則干脆當面對羅隆基的談政治刻薄地嘲諷。梁實秋曾回憶說：“我是一九三四年夏離開青島到北京大學來教書的。清華遠在郊外，彼此都忙，所以見面次數(shù)不多。這時候日本侵略華北日急，局勢阽危，在北平的人士沒有不惄然心傷的，羅努生（隆基）主編《北平晨報》，我有時亦為撰寫社論。一多此際則潛心典籍，絕不旁鶩，對于當時政局不稍措意，而且對于實際政治深為厭惡。有一天我和羅努生到清華園看潘光旦，順便當然也到隔壁看看一多，他對努生不表同情，正顏厲色的對他這位老同學說：‘歷來干祿之階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當時情緒很不愉快。我提起這一件事，是為說明在抗戰(zhàn)前夕一多是如何自命清流，如何的與世無爭。”（19）羅隆基是中國現(xiàn)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先留美后留英，他談政治時所依據(jù)的當然是英美式自由主義理念。而對他的談政治，聞一多竟如此厭惡，以致于口出惡語?？梢?，對英美式自由主義政治理念，聞一多實在沒有好感。再說，羅隆基留學美英時，學的便是政治學，回國后也曾當過大學里的政治學教授和政治學系主任。政治學是他的專業(yè)，是他養(yǎng)家糊口和安身立命的東西。所以，指責羅隆基談政治，實在沒有道理。
(責任編輯：陳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