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頗推重宋儒。宋儒論人有義理之性與氣質(zhì)之性的分疏，大致即是把人的存在分為自然生命與文化生命二個層面。我們不妨即以此嘗試解讀陳寅恪。  


    陳氏自謂，自己的“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xiāng)張南皮之間”，即一個堅持民族傳統(tǒng)為本位，同時吸收外來之文化的中體西用論者。五四對陳似未造成什么影響。他最早的文字見載于所謂保守陣營的《學衡》，其家族與杜亞泉的《東方雜志》關(guān)系也頗密切。一九三○年，羅家倫將所編記錄“科學人生觀”之勝利的《科學與玄學》一書贈與陳氏，陳隨即口占一聯(lián)，幽了他一默：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西文。  


    確實，陳氏的精神譜系與新派知識分子頗異其趣。其留美同學吳宓于60年代晤見陳氏后，記曰：“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張毫未改變，仍確信中國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世界。”幼承庭訓確立的這種根器，決定了陳氏“以文化自肩，河汾自承”的人生定位。孟子說人“必先立乎其大者”，這種中華文化“托命人”的使命感應即陳氏人格中之“大者”。  


    細讀陳氏著述及生平，其自然生命層面，冷、傲、悲三種性格特質(zhì)凜然可感。冷，是洞悉世道人情而無所求的淡然超拔。傲，是建立在自信基礎(chǔ)上的矜然自許。悲，則是從自己生命體驗中迸裂出來的悲愴，以及由此而生的悲情。  


    前者當歸因于其世家出身、天資聰穎和少年得志。后者與此雖同樣相關(guān)，但主要是由于其祖輩政治生命的早夭、散原老人文人氣質(zhì)的薰染以及他本人少年時代起的體弱多病。當然，最終還是時局的動蕩將這種性格傾向整合成型。  


    性格即命運。  


    不能否認，正是那份睥睨一切的傲岸為陳氏不事王侯的特立獨行提供了意氣上的支持；那份自傷自悼的悲情則為陳氏在困厄和磨難中提供了一個心理平衡的支點。自然生命與文化生命鼓摩相蕩，成就了作為感性存在的陳寅恪，也成就了作為文化象征的陳寅恪。  


    就其一生而言，后者凸顯于論學文字，前者則浸滲于詩歌創(chuàng)作，如二重奏然。但是，隨著歲月推移，生命之悲漸漸壓倒斯文之念，終至于“著書唯剩頌紅妝”。——既要維持文化擔待，又要安頓生命情懷，柳如是，一個有文化操守的弱者，自是他唯一可能的選擇。  


    “春日釀成秋日雨。念疇昔風流，暗傷如許。”河東君的心曲，在這位世家子弟的心里激起強烈共鳴：想當年春風得意，以司馬溫公的事業(yè)相期許；七十五年滄桑，卻成一部斷腸史。“嗚呼!此豈寅恪少年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陳氏以《寒柳堂集》名其詩文創(chuàng)作，與柳氏此詠寒柳詞一樣，自傷自悼之意甚明?？墒牵鋫涞?，又豈只是為個體生命之無寄而悲，實更為民族文化生命之花果飄零而長歌當哭也。  


    但我們似乎尚不曾領(lǐng)悟這一切。我覺得，近年來的陳寅恪熱更象是在沒有狂歡節(jié)的日子里的一場燭光晚會，陳氏所彰顯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似乎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每一位客人共同的慰藉與榮光。其實，支撐陳氏此“獨立之精神，自由由之思想”的性情與理念，陳氏人格的內(nèi)在底蘊，數(shù)千年歷史的文化積淀，于今日之我們已是恍若隔世，十分的陌生了。這種令人悲哀的陌生感可謂一言難盡。有趣的是，顧準，一位與陳在同樣時間以同樣理由被人紀念的學者，在精神氣質(zhì)上與陳適成對照，頗堪玩味。顧不掩飾自己傾心西方。在他看來，西方乃發(fā)源于“航海、商業(yè)、殖民”之上的“科學與民主”的文明，而中國，則是一種“史官文化”，其內(nèi)涵唯專制與愚昧，自須掊而擊之，掃地以盡。我不知道我們的好學深思之士是否在這同工異曲的兩尊思想雕像之間發(fā)現(xiàn)了某種緊張，并做出學理上的疏解?  


    余英時認為，通過對陳寅恪的研究，大陸年輕一輩人正重新考慮傳統(tǒng)文化在現(xiàn)代世界的定位問題。這大概是一種希望，希望我們通過理解陳寅恪，重新理解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社會和我們自己。陳氏所期盼的“來世相知者”，其此之謂乎?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