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國藩在寫給弟弟們的家信中說： 


　　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fā)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道子孫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fā)財，以遺后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 


　　發(fā)出這樣一番誓言的背景，是入京為官的曾國藩以“學做圣人”作為人生目標，開始了艱苦卓絕的自我砥礪。道光二十年入京為官，不僅是曾國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個重要起點。 


　　在唐鑒、倭仁等理學大家的影響下，在三十歲這一年，曾國藩立下了精研理學、“學做圣人”之志。然而“學做圣人”也是一份可怕的條約。簽訂了這份條約，就意味著一個人必須經由理學設定的路徑，在生活中時時與“欲望”交戰(zhàn)：“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 


　　明清兩代的官場有一個特殊現(xiàn)象，那就是清官大部分都是理學家。比如明代著名清官薛瑄就以理學名世，他一生直節(jié)不屈，被稱為“光明俊偉薛夫子”、“鐵漢公”。他的名言是只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才是真正的清官。而另一清官海瑞則深受王陽明心學影響，強調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終身活在天理與世俗的交戰(zhàn)之中。 


　　清代清官多出于康熙朝。著名清官陸隴其“篤守程朱”,被尊為清代理學第一。熊賜履、李光地兩位清官，也都是著名的理學名臣。其它清官如張鵬翮、蔡世遠、陳鵬年等無一不是理學精深之士。而康熙朝正是清代理學大興之時。 


　　這種現(xiàn)象自然并非偶然。薄俸制的精髓在于“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能塑造出這種不吃草的馬兒的只有理學。因為理學家的快樂就在于與欲望為敵，用常人難以忍受的艱苦來彰證意志的強大。我們看史書所載明清兩代清官形象，實在令人鼻酸： 


　　明代的著名清官軒倪“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秦弘“廉介絕俗，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 


　　清代名臣張鵬翮 “居無一椽,食無半畝,敝衣布被,家計蕭然……四壁空虛,一棺清冷,貧宦與老僧無異也”。 


　　名臣于成龍因長年舍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故得了一個綽號“于青菜”。辭世后,遺物僅有綈袍一襲,靴帶二套,粗米數(shù)斛,鹽豉數(shù)器,白銀三兩。 


　　陳瑸官至巡撫，平時也不舍得吃肉，“其清苦有為人情所萬不能堪者”，康熙當著眾大臣稱他為“苦行老僧”。 


　　可以說，薄俸制造成了兩個后果。一方面，由于傳統(tǒng)社會一直沒能建立起約束各級權力的有效機制，使薄俸制的荒悖，正如同“渴馬守水，惡犬護肉”，因此官員們的整體腐化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但與此同時，薄俸制也培養(yǎng)了獨特的“清官文化”，導致明清兩代官員兩極化發(fā)展。在貪風遍地的背景下，清官們前仆后繼，如同數(shù)盞明燈，高懸在昏黑一片之下，成了王朝的點綴。曾國藩就是其中之一。 


　　曾國藩“學做圣人”是極為認真的。從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之日起，曾國藩開始了“日課”，即工楷認真書寫日記，細細檢索自己這一天的一切言行，發(fā)現(xiàn)其中哪一點不符合圣人要求，就甄別出來，深刻反省。在有關曾國藩的數(shù)據(jù)文件中，我們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一筆營求私利的記載，但困窘的生活確實使道學家曾國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斷為利心所擾，并導致不斷的自我批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他的一段日記十分典型： 


　　座間，聞人得別敬，心為之動。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艷羨。醒后痛自懲責。謂好利之心形諸夢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謂下流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國藩在日記中說： 


　　兩日應酬，分資較周到。蓋余將為祖父慶壽筵，已有中府外廄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此賈豎器量也。不速變化，何以為人！ 


　　立志成為圣人的曾國藩，卻心心念念相著借祖父的生日多收點份子錢。并且因為即將到來的祖父生日宴會，未雨綢繆地加大了社交力度。這其實不能說明他本性如何貪婪，只能說明清財政制度是何等扭曲，一個遵紀守法的官員要面臨何等巨大的經濟壓力。也可以反襯出今天的公務員生活是何等幸福。 


　　正是理學提供的“意志萬能”理論，支撐著曾國藩在無比骯臟的官場中超拔流俗，抵御住了種種誘惑?？梢哉f，京官初期打下的理學基礎，是曾國藩一生保持清節(jié)的關鍵所在。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