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忽然感到，這十幾頁的名字如排山倒海般朝我涌來，因為每一個名字都曾是一個活潑的生命，他們曾經(jīng)在戰(zhàn)場上沖鋒廝殺，他們的生命在戰(zhàn)火中如同花朵一樣燦爛地開放，但也在一瞬間消逝。他們中的每一個生命都應(yīng)該是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但他們留下來的只是一個個陌生的名字。
今天，當我們再一次說起武昌戰(zhàn)役，說起北伐戰(zhàn)爭，甚至說起中國革命近百年來風起云涌的歷史，還有誰會想到，這一切的背后湮沒了多少人的故事。
方方說她決意要寫這部小說跟她見到了這份名單有關(guān)?；蛟S方方面對這些名單時也感到了一種排山倒海般的沖擊。于是她做了一件偉大的事情，她用文學的想象激活了這些陌生的名字，讓我們對歷史有了活生生的認識，也讓我們懂得了對那些被歷史湮埋的無數(shù)陌生的名字，同樣必須懷有一種敬仰之情。
武昌戰(zhàn)役是一場決定北伐戰(zhàn)爭能否取得最后勝利的重要戰(zhàn)役，北伐軍從1926年7月9日在廣州誓師，一路北上，所向披靡，北洋軍閥節(jié)節(jié)敗退，固守武昌城內(nèi)。9月3日北伐軍發(fā)起攻城，但接連兩次攻城失利，從9月6日起采取圍城戰(zhàn)略，圍城約40天后，城內(nèi)投誠者開城門接應(yīng)，10月10日北伐軍攻克武昌。
歷史書籍告訴我們，由國共第一次合作進行的北伐戰(zhàn)爭，沉重打擊了北洋軍閥的統(tǒng)治，加速了中國革命歷史的進程。方方的《武昌城》與現(xiàn)在流行的巨型歷史文藝作品不同，她并不想把目光停駐在革命指揮者身上，而是從那份陣亡者名單入手，展開自己的想象。比如，在“攻城篇”里，葉挺獨立團的連長莫正奇總是在危險的時刻沖鋒陷陣；在武昌讀書的梁克斯從武昌追到廣州，就是為了參加革命軍的北伐戰(zhàn)爭；還有護士郭湘梅、張文秀，不管有沒有生命危險，哪里有傷員她們就要往哪里去。但他們最終都在攻城戰(zhàn)役中犧牲，永久地成為了陣亡者名單中的一個個名字。
方方要告訴我們的是，盡管如此，他們在攻克武昌城的那幾十天里，活得是如何的壯麗輝煌，他們的生命之花開放得是何等的燦爛鮮艷！
比方說梁克斯，這么一位風華正茂的中學生，一定要在戰(zhàn)場上實現(xiàn)自己的救國理想，他連槍都沒有打過，卻想盡辦法進了敢死隊，第一次攻城時，炸斷了兩條腿，困在城門下。但他仍給同時被困在城門下的另外幾位同伴講斯巴達克斯的故事。
比方說莫正奇，這么一位葉挺欣賞的猛將，為了兌現(xiàn)自己的承諾，想盡辦法潛伏到城下，背回了營長曹淵的遺體。他的信念很明確：“比我的命更重要的是我的良心。”在“守城篇”里，則多是死于非命的平民，他們的死揭示了戰(zhàn)爭的另一面：毀滅，它如同煉獄在考量人心。
當然，每一部小說都離不開文學想象，特別在歷史小說中，想象讓枯燥的歷史變得鮮活生動起來，這也是小說《三國演義》為什么比史著《三國志》流行得更廣更遠的主要原因。
今天，北伐戰(zhàn)爭，武昌戰(zhàn)役，轟轟烈烈的歷史事件逐漸淡去，但誰能說今天我們所享受的一切與這些歷史事件毫無關(guān)系。忘記歷史的民族必然是一個不能創(chuàng)造出美好未來的民族。因此作家們用豐富的想象讓歷史鮮活起來，從而加深人們的歷史記憶，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但是，方方的《武昌城》不僅僅是讓一個歷史事件變得鮮活起來。在她的文學想象中，包含著她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深刻認識。她用自己的寫作證明了，文學想象應(yīng)該而且也能夠為一個民族的精神生活創(chuàng)造出新的空間，作家同時也在這種創(chuàng)造中自覺地承擔起文學的社會使命。
方方在《武昌城》中的文學想象之所以偉大，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她并沒有簡單地在革命史的脈絡(luò)上去想象武昌戰(zhàn)役，而是將革命置于人類精神成長史中去展開想象，她更加關(guān)注的是在革命進程中人的精神走向。
比如馬維甫，作為一名北洋軍的參謀，為了拯救城內(nèi)的百姓，允諾了策反團長打開城門的行動，但面對忠于職守與良知之間的尖銳對立，他最終選擇跳樓自殺來解決。方方一層層剖開馬維甫的內(nèi)心掙扎，其實是讓人們記住，不要以革命的名義埋沒人性的光芒。在《武昌城》內(nèi)需要讓人們記住的東西遠遠不止這些。而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豐富和拓展了公共話語的空間。
從小在武漢長大的方方說她一直不知道武昌曾經(jīng)有城墻。當她知道這一點后，就對武昌戰(zhàn)役發(fā)生了強烈的興趣，她在圖書館查閱了大量資料，進行了一次革命歷史的精神之旅。在方方的筆下，武昌城具有某種象征性，武昌城的被拆解、被今人的徹底遺忘，似乎暗示了革命在當下的遭遇。但是，方方通過她在公共話語上的詰問和倡導，試圖用文學想象建造起一座精神上巍峨的武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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