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災難面前，詩歌不得不成為一種謹慎的寫作。

阿多諾認為“在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這恐怕不僅僅是因為那些帶有蕾絲花邊的漂亮語言在大屠殺面前會顯得廉價而刺目，更因為浪漫主義的抒情對于大屠殺與現代性之間那令人瞠目的關系缺乏醒悟。阿多諾的意見提醒我們，現代詩歌不是一種語言的熱情涂鴉，至少不應當使“輕浮”成為指責“輕浮”自身的理由。

王久辛的長詩《香魂金燦燦》(刊于《中國詩歌》2011年第2期)是為“中國玉樹地震百日暨汶川地震兩周年祭”而作，和多數紀念抗震救災的詩歌一樣，淚水、苦難、希望也是這部作品的主要素材，但是顯然詩人對這些素材做了更深的加工。詩人意識到當災難最初的撕肝裂膽已經漸漸消隱，重新以詩歌這種方式介入地震題材時，只憑著情緒激動的道義表態(tài)是遠遠不夠的，“這思念/使我們尋常的思念/顯得輕浮，顯得淺薄”。

作為一部厚重的祭奠之作，《香魂金燦燦》首先是一部安魂曲。作品各節(jié)均以“圣香飄飄，縈繞凈界/境界無邊，香魂彌漫”作結，營造出一種悼念亡靈的統(tǒng)一混響效果。詩人的詩情來自于跋涉途中的收獲，“我一路奔來/滿眼金黃/奇香奪魂攝魄”，此前災區(qū)的慘狀已被“黃花噴放的奇香”所代替，黃花是祭奠之物，是對亡魂的撫慰，同時怒放的黃花更是蓬勃生命力的象征，詩人為這沿途的盛景所吸引，由此自然而然地進入到了對生死這一終極命題的思考之中。

雖為祭奠之作，然而在這部長詩中，相比較于悲哀和悼亡，王久辛更看重的是對生命意義的思考與追問。詩人寫道，“追問人，追問人活著/與死掉的，區(qū)別/追問人生來要干什么/能干什么，干什么光榮/干什么可恥”。生死之所以引人深思，是因為猝然而來的災難和不可抵抗的死亡使生命顯得脆弱而純粹，古人也同樣感慨：“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無論是富貴還是貧寒，死亡面前都是一律平等的，沒有任何特殊性與豁免權，因此這就又回到了那個古老而樸素的問題――活著的意義究竟是什么？如何“正視靈魂，正視我們的肉身/包裹著的欲望，以及/欲望內部，丑惡的/種種貪婪，正視/我們的人生，蘊含著的/高貴，與純粹”？

關于生死意義的辯詰，詩人不是純粹做哲學意義上的推演，而是把鮮活的社會內容帶入到詩行當中，對諸如“富士康十二跳”等引發(fā)熱議的社會事件進行反思，這不僅使得作品體現出真實的在場感和生活的質感，更賦予長詩以“隨想錄”的品質。或許在詩人看來，在現代社會，生命的意義并不完全取決于傳統(tǒng)道德水準的自我維系，也在于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在于對社會現代性追求的推動。這一看法實際上同當代文壇對“沉默的大多數”的反思又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地震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然而比之于地震造成的巨大生命創(chuàng)痛，人為造成的心靈戕害則更讓詩人感到痛心。頹圮的籬墻可以重建，重創(chuàng)的心靈如何撫慰？“我覺悟了/災難背后的意義，明白了/一位心理疾患者的，康復/要比，重建一座城市/還要，艱難”。更進一步講，災區(qū)民眾需要心理疏導，而日常生活中的心靈健康更不該長久地被漠視。在現實生活中，王久辛是教育改革的積極諫言者。在他看來，壓迫式教育會給孩子們造成人格上的缺失，“就永遠不會知道，什么是/――悲憫，更不會理解/真正的大善……”這樣的判斷無疑是發(fā)人深省的。感嘆生死是抗震詩歌常見的主題，而《香魂金燦燦》一詩悲天憫人卻不沉溺，而是縱深進入到對現代社會的批判性建構當中去，對生死的思考富有見地，也彰顯出人文精神的質感。

《香魂金燦燦》無疑是凝重而大氣的，作品最大的啟示意義就在于“向死而生”，即引導讀者在死亡面前仔細參透“活著”的意義。的確，“好好活著，像真正的/人/那樣，安詳勤懇/忘我地創(chuàng)造著，生活著”，這不僅是告慰亡靈的最好方式，實際上也應當成為日常生活最深刻的法則。(張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