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李先生，早在一九四八年。當時剛開始接觸新文學，在寄寓的公司，常從《南明晚報》副刊、貴州版《中央日報》副刊的文藝信息看到他的名字，他辦的《離騷》雜志里面有詩歌、散文和外國作品譯文，讀起來似懂非懂，特別有誘惑力。因此，對“青年詩人李麥寧”這個稱號連同這個別致的姓名，都令人羨慕。不久新中國成立，新事物接踵而至，應(yīng)接不暇，舊時報刊掃地以盡，也就迅速淡忘。但《離騷》雜志和李麥寧其人，仍會不時浮過腦海。一九九七年，偶然得知他在清鎮(zhèn)教書，就托人致候，并獲贈他舊作打印本。同年，《貴州新文學大系》出版，在《現(xiàn)代文學卷》里見到他的三首詩，如與故人邂逅，很是親切。讀了這本詩選，不覺感慨系之：貴州新詩創(chuàng)作，四十年代已臻于成熟，在全國毫無遜色；而五十年代戛然而止，再從幼稚的“小放牛”體學步。此卷作者，后來幾乎全部絕跡于文壇，不知所之。進而一想，貴州并非孤例，全國何嘗不是一樣。次年，開始與李先生在電話里互通音問，后來李先生偕夫人張靈珠老師下訪，在舍間第一次見面。談起來，我二姐明坤上程萬中學時，李先生正是她的英文老師，并且到安順做家訪，去過我家。后來，李先生應(yīng)貴陽市文聯(lián)《藝文四季》雜志之約，給了幾篇稿。老友劉學洙兄讀了，發(fā)現(xiàn)李先生與他誼屬世交，于是我們與幾位年輕朋友一起去清鎮(zhèn)拜訪，他倆談起種種舊事，如合符節(jié)。大家都希望李先生寫回憶錄，其實他已寫出一大摞堆在桌上了。這次拜訪回來，學洙、應(yīng)國和我都寫了文章發(fā)表，讓五零后的幾代讀者，知道有這位前輩。他的回憶錄《往事》，二零零八年打印成冊。收讀后見內(nèi)容十分詳盡，除了幾十篇憶往短文，還收入族譜簡述、親屬信函、他人評介等方面的文字。光憑收藏保存這些資料，就足以見出他的心細如發(fā)、巨細無遺。
李先生一九二二年生于北京。父親李立成是貴州開陽縣人，光緒優(yōu)貢，官派留日，民國后為北大、女師大教授。一九三六年，李先生隨父親回貴州為生母修治墓廬，因工程受雨天延誤，滯留貴陽，寄讀于達德學校。工程甫畢，恰遇“七七”事變爆發(fā)，北方局勢陡變，老先生擔憂北京家小，匆匆將兒子托付給貴陽親友，只身北返，從此父子永訣。一九三九年一、二月份，貴陽山城迭遭日機空襲，損失慘烈。居民紛紛逃往鄉(xiāng)下躲避，他無枝可依，以淪陷區(qū)學生身份，由“戰(zhàn)區(qū)流亡學生處”分配到湖南藍田師范就讀。一九四零年畢業(yè)，考入遷至辰溪的湖南大學文學院。他的第一批習作，就發(fā)表在湖大?？稀Ｒ痪潘娜甓?，湘西危急，學校奉命疏散，他與一幫同學，輾轉(zhuǎn)逃到桂林。這一時期的桂林，聚集了大批著名文化人，報刊、出版、歌詠、戲劇活動十分活躍，號稱大后方的“文化城”。他在此與胞兄李白鳳意外邂逅。李白鳳先生早年是現(xiàn)代派名詩人，新中國成立后成為古文字學者。我上中學時就讀過他的詩。通過哥哥，李先生獲得一個臨時教職，又認識了許多著名作家藝術(shù)家，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不久，桂林又要撤退，弟兄揮淚作別。白鳳先生去陽朔，麥寧先生則經(jīng)柳州入黔，到獨山暫時棲身。途中親歷了傷亡千余人的蘇橋撞車慘案，在河池翻車受傷，九死一生。但隨即又因日寇逼近獨山而倉皇出走，隨著黔桂公路上數(shù)十萬難民的滾滾洪流，跋涉五十六天，走到貴陽。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苦難歷程”，一路上難民們啼饑號寒、婦孺斃于道旁的慘狀，令他怵目驚心。到貴陽后，陸續(xù)結(jié)識了幾位同樣經(jīng)歷、同樣感受的詩友，乃與姚散生、洪青白合作，創(chuàng)作了反映湘桂大撤退慘狀的長詩《人流三千里》，展示中國人民的苦難，控訴日本侵華的罪惡。但這樣的作品，居然被當局的報刊審查機構(gòu)沒收，原稿從此佚失。當時的貴陽山城，內(nèi)遷機構(gòu)很多，人才濟濟，救亡圖存的文化氛圍很濃。本土作者群也全身心投入其中，十分活躍。青年李麥寧教書為業(yè)，課余寫詩，在各種報刊上發(fā)表。杜應(yīng)國評他的詩：“憂憤難抑，怒火賁張，充滿了那個時代的流行色：戰(zhàn)爭和苦難，復仇與血淚，生者與逝者，痛苦與哀愁……”《貴州新文學大系•現(xiàn)代文學卷》述評者認為：“李麥寧的詩善于表現(xiàn)人們關(guān)注的重大政治問題。……還善于抒寫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不少詩“寫得清麗、雋永……在句子的錘煉上下了不少功夫，讀起來使人感到寓意較深，詩味較濃。” (責任編輯：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