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藝謀之前，確實沒有一部中國電影真正走出過國門。可以說，張藝謀給中國電影帶來了一場革命，第一次將電影還原成電影；也正是張藝謀，第一次將鏡頭的使用提升到了藝術的高度，從而使得中國電影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回歸……火爆的奧運會開幕式，使得張藝謀再次成為輿論焦點，《印象中國——張藝謀傳》讓我們看到這樣一個電影和藝術背后的傳奇人物——
    “我的父親母親”
    任何人的身上，都強烈地打上了其家庭的烙印，這種烙印就像影子一樣，會伴隨他的一生。
    張藝謀的身上會有其家庭的烙印嗎?絕對有，而且更加深刻。
    電影《我的父親母親》中的男主人公，張藝謀就是以自己的父親為原型，他想表現父親所經歷、所承受的一切。“父親”背景其實很簡單，簡單到可以用四個字概括，就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被分配到鄉(xiāng)下教書，因此和“母親”有了交集，并且有了平淡得像白開水一樣的愛情。
    張藝謀的父親名叫張秉鈞，母親叫張孝友。說起他們的出身，都頗有點門第。
    張藝謀的外祖父新中國成立前是一名稅務員。這是一個肥缺，職位雖然不高，收入卻不少。他一生娶過四房太太，張藝謀的外祖母是他的第四房太太，19歲一嫁入張家，就成為許多個孩子的母親。她本人生過兩個孩子兒子張乃光，女兒張孝友。
    張藝謀的父親祖籍陜西臨潼(舊縣名，在陜西省西安市東北部，1997年改設臨潼區(qū))相橋鎮(zhèn)。張藝謀的大伯畢業(yè)于黃埔第九期，新中國成立前的最高職位是軍參謀長，后來隨蔣介石去了臺灣。張藝謀的二伯則畢業(yè)于黃埔軍校漢中分校。張秉鈞是個沉默的人，新中國成立前曾當過軍需官，曾經擁有國民黨軍籍。
    西安解放前夕，張秉鈞離開軍界，在陜西省財政廳當會計。
    張孝友當時年方19歲，正是如花般的年齡。她就讀于西安的一所教會學校——玫瑰女中，正夢想著高中畢業(yè)后考入大學深造?？墒?，她的家人不同意，一再施加壓力，要她結婚。
    張孝友被逼無奈，只好說：“誰供得起我上大學，我就嫁給誰。”
    經人介紹，張孝友認識了29歲的張秉鈞。張秉鈞有些新思想、新觀念，經濟上又過得去，對于張孝友的要求，他是完全支持的。
    既然雙方同意，婚事便緊鑼密鼓地籌備開了。事情非常湊巧，他們選定的結婚日——1949年5月20日——竟然就是西安的解放日。正是這一天，西安城里的國民黨旗被扯下了，換上了共產黨的旗幟。
    1950年11月14日，農歷十月五日，早晨7時許，西安市西郊梆子寺街的張家迎來了第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就是張藝謀。
    當時還沒有去醫(yī)院生孩子的風俗，即使城里人，也一定是在家里生孩子。如果順產，家族或者鄰居某個大嫂前來幫幫手；若是不順，才需要緊急請接生婆。張秉鈞在妻子臨產前便請來一位熟人的太太，是日本人，懂得接生。張秉鈞知道生產是女人的生死關，極為重視。
    喜得貴子，張秉鈞樂壞了，他立即張羅著向親戚報喜。外公接到這一消息，開始琢磨給孩子取名。他拿出一張紅紙，在上面寫了3個字：張詒謀。
    “詒”字是一個不常用的字，詒謀，有遺傳了祖先某種謀略智慧的意思。聯(lián)系父母的家庭背景，父系算是軍人家庭，母系算是書香門第，古文中有“詒厥孫謀”之語，意即為子孫謀劃。
    外公對“詒”字的理解是“詒者勛也”，是期望他在未來建立功勛，光宗耀祖。
    打小開始，張藝謀和父親就沒什么話說，萬一有話要說，也是繞個彎兒，將話說給媽媽聽，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那是說給爸爸聽的。時間長了便成了習慣，張秉鈞甚至有了一種思維定式，只要是張藝謀開口，那一定是對他媽媽說的。直至后來，張藝謀打電話回家問候二老，父親似乎已經不習慣和自己的兒子溝通了，接起電話后會不自覺地說：“你媽不在，等會兒再打來。”
    張藝謀從小性格內向，他的兩個弟弟也很悶。張藝謀有一次接受采訪時說：“我們家是只要我媽一回來，話就多了，大家都跟她說話，家里馬上特別有氣氛。我媽要不回來，就我爸在家，我們弟兄3個誰都不說話，悶著，什么事也不動，全都擱那兒，就那種。我媽一回來，就這兒怎么沒水了，這兒做飯了，就張羅。我媽那時候很忙，每天還要看病回來還要管我們四個……一直到我爸去世前，我跟我爸如果是單獨談話，基本都是一問一答式的……”
    進入“文革”，這個家庭所面臨的壓力開始空前加大，災難不斷地壓迫著他們。張秉鈞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在一個午夜，他和張孝友商量起了離婚的事。這完全出于對孩子未來的考慮，他希望通過終結婚姻來給孩子們一個更好的環(huán)境。張藝謀是躲在床上裝睡才聽到這一切的。盡管父母最終并未離婚，可這件事對于少年時的他打擊是巨大的。
    畫畫看書講故事
    張藝謀上小學的時候，有兩大愛好：一是畫畫，二是看小說。愛上攝影是成年之后的事。
    張藝謀愛上畫畫，是受了表姐的影響。表姐比張藝謀大幾歲，從，J、就喜歡畫畫，尤其喜歡畫古代仕女圖。
    那時，從周圍大人甚至孩子對他的態(tài)度，張藝謀強烈地感受到自己受到另類的待遇。自己家和別人家不一樣，但他不明白為什么。
    某一天，他在家里翻找東西，不留神翻出了一些國民黨軍服上的紐扣之類的東西。這些東西把他嚇壞了，他不明白自己家里怎么會有這些東西。在那個年代，這些東西和“變天賬”沒有太大區(qū)別。此事一旦被人知曉，很容易便被扣上一頂“夢想國民黨反攻大陸，留著國民黨軍用品以示迎接”的大帽子。這在張藝謀的心中再次投下濃重的陰影，他越來越感到自己與其他人的不同，便有意和小伙伴們拉開距離。
    他并非沒有人玩，他有表姐，還有兄弟。更多的時間，他會和表姐泡在一起，表姐畫仕女，他便畫武士。對于一個孩子來說，并不一定真的就喜歡干這件事，而是除了這件事之外沒其他事可干。家里的家務活，他不想干，母親也并不強迫他。和小伙伴們玩耍?真的沒有幾個知心的。最知心也最讓他舒坦的，就是畫中的那些武士。家里經濟不寬裕，沒有錢給他買紙筆顏料，他就將自己最初的作品留在黑板上，留在地上，留在電線桿上。沒有筆和顏料，他就用粉筆畫，用樹枝畫，用刀刻。
    那個時候，普通人家雖然沒有余錢買書，卻也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借到書j張藝謀靠的是他母親所在單位的圖書館，那里有大量藏書。張藝謀尤其迷戀那里的小說，還在初中階段便看完了很多中外名著。每得到一本自己喜歡的書，往往可以不眠不休不吃不喝。有一次，因為看書太投入，他竟在課堂上昏倒了，老師同學們急急地將他送進醫(yī)院。住在醫(yī)院里的張藝謀卻放不下正在看的書，一有機會就捧出來讀。他的母親張孝友擔心兒子身體有什么問題，找到了兒科的何教授替他診斷。豈知何教授跨進房間，看到張藝謀正捧著一本大厚書在啃，當即發(fā)起了脾氣，說：“張大夫，你是怎么搞的，這么小的娃，你讓他看這么厚的書，多費腦子呀!”張孝友了解兒子，只能無奈地笑笑。
    張藝謀看書還有一個動力，那就是可以給同學們講故事。
    因為家庭出身特殊，一般孩子不太喜歡和他扎堆，可年幼的他需要得到伙伴的認同。他看的書多，并且都能記住。他將自己看到的故事講給同學們聽，他們自然就會接近他，甚至還會帶著某種崇拜的心理依賴他。
    張藝謀曾說：我實際上是被人從門縫兒里看著長大的。從小心理和性格就壓抑、扭曲，即使現在，家庭問題平了反，我個人的路走得比較順了，但仍舊活得很累。有時也想試著松弛一下，但舒展之態(tài)幾十年久違，怕是一時半會兒找不回來。因此，我由衷地欣賞和贊美那些生命的舒展和輝煌，并渴望將這一感情在藝術中加以抒發(fā)。人都是這樣，自己所缺少的，便滿懷希望地去攫取，并對之寄托著深深的眷戀。很坦率地說，我一直是比較自卑的，一直是這樣收縮性地做人，從小養(yǎng)成這種性格。在電影學院我是屬于那種埋頭讀書的類型，什么事我都往后縮，不張揚，也緊張，自己害怕，自己總是覺得有危機感，因為年齡、家庭出身，長期養(yǎng)成的習慣。其實直到今天，在生活中，我從來不做太過分的事，盡量不去張揚自己，盡量把自己說圓一點，盡量不要讓大家太多地看到我個人的這些方面，我一直必須低調……
但是……我在電影的表現上，尤其在電影形式的表現上，極盡之能事，盡量把這個形勢渲染得很極端。我喜歡在電影的表現形式上走極端。別人分析我是一個外冷內熱的人，我想可能是這樣子。
    生命中包含著一股強大的力量。內向的張藝謀繪畫，看書，沉默，思考，這些時候也是在積蓄力量，正如他所說的，后來拍電影時力求表現形式上的極端等就是這種力量的釋放。
種紅高梁，拍《紅高粱》
    張藝謀真正決定當導演，是在找到了合適的題材之后，也是他借調到西影廠不久的事。
    知道張藝謀在悄悄尋找題材，在圖書館工作的肖華便格外留意，有時間便翻閱各種文學期刊，希望幫他找到好的素材。這天，門房送來了新的雜志，有好大一堆。肖華埋頭整理，一一歸檔，其中有新一期的《人民文學》。她拿起來隨手翻了一下，發(fā)現上面有莫言的一篇新小說。肖華知道張藝謀很喜歡莫言的小說，年初的時候還特意囑咐過她，以后要多注意莫言，之前他對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非常感興趣。
    將雜志歸檔之后，她迫不及待地讀起那篇小說，沒想到一讀就迷進去了，想讓張藝謀也看看。張藝謀從小就是小說迷，對小說有很高的鑒賞力，對莫言的新小說，他怎么可能不如獲至寶?他當即從妻子手中接過雜志，認真地讀起來，一邊讀一邊說：“好東西，好東西!”他簡直像著了魔一樣，連吃飯的時候也在讀，完全不知道飯菜是什么滋味。他拿定主意，自己當導演的處女作就弄這個《紅高梁》o
    那時候的張藝謀雖然已經紅透了，可作為導演絕對屬于新手，且經濟上也還非常一般，去莫言家還是擠公共汽車。那天公共汽車上特別擠，他不敢耽誤時間，拼命往上擠，不留神腳被車門給夾了，當時覺得腳上一陣麻，因為人多也沒太在意。中途有一個婦女下車時突然尖叫一聲，大家才發(fā)現一溜血由車內順著門往外流。張藝謀此時才覺得有異，腳板底下有一層黏糊糊的東西，低頭一看，整個大腳趾都是紅的。好心的售票員把他拉到終點站，在衛(wèi)生所包扎了一下。他便拖著傷腳去見莫言。
    說出來令人難以置信，當時張藝謀和莫言談定的版權價竟然是800元。同時張藝謀和莫言還談定，劇中一定需要大片的紅高粱，這東西不好找，得事先種。莫言答應回他的家鄉(xiāng)山東高密去找當地農民協(xié)商。張藝謀告別了莫言后，又開始和劇作家朱偉以及陳劍雨一起弄本子。當年的12月，劇本出來了，交給西影廠，廠里卻有了不同意見，雙方爭執(zhí)不下。張藝謀急壞了．莊稼不等人，錯過了這個季節(jié)，高梁地怎么辦?如果不能在開春時種下百十畝高粱，明年是絕對不可能拍這部影片的。
    要說張藝謀此人運氣可真是好：招工的時候遇到王閏芝，讀大學時遇到白雪石、華君武和黃鎮(zhèn)，進入電影圈又遇到魏必達和吳天明。這些人都是張藝謀命中的貴人，比如吳天明，他知道張藝謀心里急，于是給他撥了一筆?？?，讓他拿著這筆錢先去種高粱。
    拿到這筆錢，張藝謀立即和莫言一起來到莫言的老家山東濰坊。莫言是當地的名人，他和張藝謀一起硬是一家一家發(fā)動，在山東高密的膠河兩岸種上了大片的高梁。到了1987年7月，高梁應該抽穗了，張藝謀再去看，發(fā)現葉子蔫蔫的，根本沒有他想象中的火紅。他問原因，老鄉(xiāng)告訴他，因為今年缺雨，高粱嚴重發(fā)育不良，眾人只是挑水抗旱，可高梁面積太大根本顧不過來。如此，張藝謀再一次急了：這可是吳天明冒著風險給自己批的錢，今年這高梁不出效果，他的片子怎么辦?
    還是莫言有辦法：他直接找到縣委，縣委立即送來了化肥，還準備了抽水機。張藝謀于是組織人施肥，安排抽水灌溉。剛剛干了3夭，老天似乎也被他感動，及時下了一場透雨。他又在這里待了幾天，看見高粱長勢非常之好，都拼著命往上躥，這才放了心。
    高粱地弄好了，還有一個外景地需要考慮，邪就是顛轎所用的外景地，還包括酒坊。這一定要有廣闊且裸露的黃土，酒坊要讓人覺得有一種蒼涼感，這種感覺在山東肯定找不到，甚至整個華東都找不到。張藝謀想到了西北。當初拍《黃土地》的時候，外景地選在西北影視城，對那個地方他有著極深的印象。
    應該說，張藝謀到西部電影城，才真正找到了《紅高梁》的力量和靈魂。西部電影城中的荒涼、蒼勁以及內斂的力量，使整個影片極具內在的力量，也升華了主題。西北電影城和高梁地的結合，實現了一次藝術的完美對接。
    也就是這個時期，張藝謀和肖華的婚姻出現了裂痕。
    這道裂痕是因為《老井》。張藝謀為《紅高粱》忙乎的時候，《老井》火得一塌糊涂。對于專業(yè)人士來說，或許是因為藝術，或者因為突破，但對于市井小民來說，最吸引他們的是因為電影中大膽的性愛鏡頭。盡管肖華說不在乎，實際上這事還是對她產生了影響。
    一次，張藝謀回家，她便對他說：“人家都說你快成‘脫星’了。你自己怎么看?”張藝謀的回答不用想也能猜出：“這是劇情的需要，我第一次演就讓我給碰上了。有的演員演一輩子戲也碰不上這種戲，這沒什么意思。”聽這話吧，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意思。肖華呢，心里顯然酸酸地：“你們演床戲的時候，你離與你配戲的女演員那么近，你有什么感覺?”這個話題有點敏感，張藝謀趕緊說：“能有什么感覺，那么多人圍著看，大燈光照著。要說有感覺的話，就是你從來不用香水，那些女演員都有一股刺鼻的香水味。”
    張藝謀大概覺得老被肖華這樣問下去不是辦法，因此決定反守為攻，他主動問：“你對我演這些戲以及廠里那些閑言碎語是怎么想的?”
    肖華怎么想的，能對張藝謀完全說出?自然只能說些場面話，她要讓張藝謀覺得，她是個大度的女人，是個肯為了丈夫的事業(yè)犧牲一切的女人。她說：“看見你的那些鏡頭，心里是很不舒服，但我相信你，對于那些流言我是不往心里去的。因為我知道你的野心還大著呢，你還沒有達到你的最高目標。你不會把精力和時間用到別的地方去。以后你達到了目標那就難說了……”
    這件事本來沒想瞞你
    1983年，鞏俐報考了山東師范學院藝術系、曲阜師范學院藝術系，結果都名落孫山。經歷了兩年的考試，鞏俐及其父母開始明白一點：她畢竟缺乏專業(yè)學習，而這些專業(yè)學校需要學生有較高的專業(yè)水平。鞏俐若想在這條路上繼續(xù)走下去，就一定得增加專業(yè)知識和技能培養(yǎng)。因此，父母多方打聽，通過層層關系，找到濟南軍區(qū)前衛(wèi)歌舞團導演尹大為，希望鞏俐拜他為師。
    尹大為第一次見鞏俐是1985年春節(jié)前夕。尹大為回憶說：“她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雙會說話的眼睛，通過這雙眼睛，我看到了一個學員應具備的基本素質和較高悟性。而最使我難忘的則是她渾身充滿的那股子傲氣。鞏俐的這身傲氣，不是那種讓人一眼就能看出來的，也不是盲目而非常淺薄粗俗的傲慢之氣，她是一種充滿勃勃生機的青春氣息。”于是，他決定收鞏俐為徒。
    尹大為和張藝謀第一次見面時，張藝謀握著他的手，向他鞠了一躬，說是感謝他為中國電影培養(yǎng)了一位人才。
    日后，鞏俐成了中國電影的代表人物，也成了中國演員的代表人物，成為中國演藝圈沖出國門走向世界的旗幟。
    有關張藝謀和鞏俐的“第一次”，肖華在回憶錄中談到了，當然，肖華提供的說詞也是張藝謀向她“坦白”的。肖華寫道：
    下午六七點鐘張藝謀回來了，說他還沒吃飯。我給他下了一碗面條，自己不想吃，就默默地坐在床上看著他吃。我腦子里一片混亂，似乎喪失了思維能力。張藝謀一邊吃一邊對我說：“這件事我本來沒想瞞你，回來后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后再告訴你，在山東我們倆還沒有什么，到寧夏后發(fā)生了那么幾次……就是這么回事。”他故意把事情說得很平淡，一副很不在乎的樣子。我胸口堵得難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肖華的回憶錄關于這件事記得很簡略，沒有細節(jié)，甚至沒有情節(jié)。
    其時，鞏俐有個男朋友，姓楊，高大英俊，圈內人。在學校，大家能經?？吹剿麄兂鲭p入對，常常在學校小賣店一類的地方看到他們一起買零食吃。當初，鞏俐接《紅高粱》這部戲，她男朋友便竭力反對；鞏俐進入《紅高梁》劇組后，他們之間便開始產生了矛盾。
    鞏俐在鎮(zhèn)北堡拍《紅高粱》中顛轎以及酒坊的一些鏡頭期間，鞏俐和男友之間的矛盾就更加激化了。此時的鞏俐處于感情的漩渦之中，痛苦卻又不知如何突破。
    但凡女孩子遇到這類感情問題，一定會想找個人傾訴和請教，鞏俐也不例外。在當時的劇組，張藝謀與她更親近一些，于是鞏俐經常與他聊聊自己的感情困擾以及拍戲以外的事情。兩顆心也就是這樣慢慢靠近了。
摘自《印象中國——張藝謀傳》，華夏出版社2008年8月版，
                                         摘自《書摘》2008/11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