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破落仕宦之家，原名懋淼，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
    他是最早報道革命后蘇聯實況的新聞界先驅，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參加中共三大，起草黨綱；
    此后多年間，他從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研究工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思想理論建設作出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
    初識瞿秋白，還是在語文讀本中的那篇《覓渡、覓渡、渡何處》，“項羽面對生的希望卻舉起了一把自刎的劍，秋白在將要英名流芳時卻舉起了一把解剖刀，他們都將行將定格的生命的價值又推上了一層。哲人者，寧肯舍其事而成其心。”從此他在高中歷史書主持黨政治會議的單調的政治形象，莫名得在我心中開始轉化成了一個矛盾的個體。
    在之后，我開始近乎瘋狂找尋一切關于瞿秋白的傳記、文章，饑渴地彌補著自己對這樣一個真實美麗的人物的空白，在慢慢追尋他的腳步的歷程里體會到了那些深入了瞿秋白身體乃至靈魂的精神印記。
    時常我控制不了自己有些激動的情緒，很想對所有人講述我心中“這個美麗的人”。
    我不想把瞿秋白定位為一個多么偉大高明抑或失敗的領導者或政客，我想他更適合被形容為一個充滿浪漫的理想主義情節(jié)，真摯單純而又虔誠地面對自己的追求乃至內心的文人抑或革命者。
    文人的情感世界總是豐富的，有著詩人氣質的瞿秋白更顯得多愁善感與敏感抑郁。在生命行將結束前，他以詩文抒發(fā)心中的悵然：“廿載浮沉萬事空，年華似水水流東，枉拋心力作英雄。湖海棲遲芳草夢，江城辜負落花風，黃昏已近夕陽紅。”又以《多余的話》對自己本該以“英勇就義”的革命血色完美結束的生命，進行了近乎殘酷的剖析，甚至后來被某些不良動機者以此為污蔑其革命性的證據。
    無可否認，此時的瞿秋白對政治的傾軋已經無比厭倦和疲憊，他以一個行將就木的姿態(tài)剖析昭示：只有這樣坦率直誠的文人，才會在生命終結前，有如此坦誠，如此冷靜，甚至于偏執(zhí)的自我反思與質疑，也只有這樣堅毅真實的革命者，才會在尖刻地反思自己的革命之心、政治信念與能力時，仍舊對紅色革命、對這個黑暗的世界充滿了理想主義者的信心和斗志。
    矛盾，也許就是對瞿秋白在內心與現實問掙扎游移的最好詮釋。
    他一方面是面容清俊，溫文爾雅，沉默冷靜，平時不愛多話，另一方面卻又果敢叛逆，奮不顧身，奔走在血與火的前沿，并且愛憎分明，思想犀利，為追求真理矢志不渝；他一方面“會懷念著文藝而“悵然若失”’，帶著和氣優(yōu)雅的文人氣質，認為自己根本“不是一個政治動物”，另一方面，卻又受命于危難之際，以天下為己任，在政治的火海里與敵人不斷斗爭；他一方面在內心對作為革命理想的操作形式的權威主義政治，有著難以逾越的陌生感和根深蒂固的排拒感，另一方面卻又毫不缺少同敵人堅定斗爭的政治熱情以及過人的政治才華，絕不是某些人所謂的文弱書生式的政治低能兒。
    瞿秋白一生都掙扎在這些尖銳的矛盾里，不斷地促使自己追求革命理想、斡旋在政治之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但從學生運動領導人到黨的領導人的轉變中，他沒有倒在敵人的威逼利誘中，卻被那些當年的“戰(zhàn)友”與同志排擠到革命的角落，推向了死神的腳下。當最后他以一句“此地很好”，以溫和從容的姿態(tài)隕落在了這一貧瘠而又優(yōu)美的土地上時，在某種意義上，正如梁衡在《覓渡》中所言：“他多么想靠上那個碼頭，但他沒有，直到臨死的前一刻他還在探究生命的歸宿。他一生都在覓渡，但是到最后也沒有傍到一個好的碼頭，這實在是一個悲劇。”
    他如鳳凰般，耗盡一切后，只有等待一場涅檗。
    瞿秋白在《多余的話》里不無悲觀地說：“扮演舞臺的角色終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這里，甚至完全殆盡，始終是后悔也來不及的事。”
    瞿秋白，最終以一場偉大的死亡結束了燃盡他短暫一生的革命事業(yè)，離開了這個給過他信仰與輝煌，同時也給過他無數痛苦與浮沉的舞臺。
    但是他其實并不是真的后悔了，“這世界對于我仍舊是非常美麗。一切新的，斗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水，那么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從前更光明了。”
    美麗的世界，還是充滿了光明與希望，總還會有那么一群人會繼續(xù)為著他曾經追尋的理想，不斷的斗爭、斗爭，只是他將要離開了，他覺得累了
    總有人說，瞿秋白文華斐然、才藝精絕，該是去當一個專供文藝的工作者，而不該是不自量力的去深入革命。
    “如果他一開始就不鬧什么革命，只要隨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會成為著名的作家、翻譯家、金石家、書法家或者名醫(yī)。梁實秋、徐志摩現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饗嗎?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撥轉船頭，退而治學呢，仍然可以成為一個文壇泰斗。”但是，正如瞿秋白文中引用的《罪與罰》的一句話：“僅只一‘生存’對于他總覺不足，他時時想要再多的一些。”
    瞿秋白不想僅僅做一個文人，離開故地的他總會想做出更大的事業(yè)，希望能夠拯救更多的人。其實瞿秋白不是不適合當一個革命者，他有足夠的與敵人斗爭的勇氣和智慧，他只是不適合當一名政客，像很多文人一般，他太浪漫，太理想，也太單純。
    死亡對瞿秋白來說，也未必是一件壞事。
    羅漢坡的一聲槍響，終于結束了一個體弱多病的身體，也結束了一個矛盾重重的靈魂。
    一個才華過人的文人，一個不屈不饒的戰(zhàn)斗者——瞿秋白以他的堅韌意志和自我剖析的品格，撕破了生命與社會中無邊的黑暗，只是他在這樣的高瞻遠矚卻又被無限擠壓的位置上，已經沒有了再向前的動力，“心與智不調”，他只有尋這一桃源，避開他不愿面對的戰(zhàn)火。
    “六七年來，不過現實的生活了，心靈的病久已深入，現在的精神的修養(yǎng)中，似乎覺得：流動者都現實，現實者都流動。療養(yǎng)院靜沉的深夜，一切一切過去漸漸由此恢復我心靈的舊懷里：江南環(huán)溪的風月，北京南灣子頭的絲柳。咦!現實的生活在此。我要‘心’!我要感覺!我要哭，要慟哭，一暢……亦就是一次痛痛快快的親切感受我的現實生活。”瞿秋白在成為黨重要領導人的那段時間，為革命理想奉獻一切的那段歲月，他覺得自己不是在現實的生活，已經遠離了自己真實的情感，他沒有了為自己跳動的心，只有了一顆屬于革命的心，而這顆心也已被傷個徹底。
    不知道瞿秋白是否相信世間有來世，他獄中寫過的那句“眼底云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也不知道他是否狠喝一碗孟婆湯，忘記這場喧囂的人生“鬧劇”，遠避秦火，尋一片桃源?
    《多余的話》最后說：“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臨近死亡的遺言，卻如同與親近的朋友叨叨家常，這樣矛盾掙扎過后最終回歸平和的瞿秋白，可愛得讓人心疼。
    “欲知治國平天下，原有英雄大圣人。”他不覺得自己是圣人，那么可以離開了吧，把不適合自己的事業(yè)，把風云變幻的舞臺留給那些真正的“英雄大圣人”。
    “花落知春殘，一任風和雨。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秋白還是如此浪漫。
                                      摘自《大江周刊 焦點紀實》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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