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窮村中最窮的家
      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來，眼前沒有紅，沒有綠，是一片灰黃。
   　七十多年前的中國，剛剛推翻了清朝的統(tǒng)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亂，一片黑暗。我最早的關(guān)于政治的回憶，就是“朝廷”二字。當時的鄉(xiāng)下人管當皇帝叫坐朝廷，于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別名。我總以為朝廷這種東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極大權(quán)力的玩意兒。鄉(xiāng)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肅然起敬，我當然更是如此。
　　我就是在這新舊交替的時刻，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東省清平縣（現(xiàn)改臨清市）的一個小村莊——官莊。當時全中國的經(jīng)濟形勢是南方富而山東（也包括北方其他省份）窮。專就山東論，是東部富而西部窮。我們縣在山東西部又是最窮的縣，我們村在窮縣中是最窮的村，而我們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窮的家。
　　我們家據(jù)說并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誕生前似乎也曾有過比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時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親的親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個送給了別人，改了姓。我父親同另外的一個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為命。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兩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活下去是什么滋味，活著是多么困難，概可想見。他們的堂伯父是一個舉人，是方圓幾十里最有學問的人物，做官做到一個什么縣的教諭，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養(yǎng)育過我父親和叔父，據(jù)說待他們很不錯?？墒羌彝ゴ?，人多是非多。他們倆有幾次餓得到棗林里去撿落到地上的干棗充饑。最后還是被迫棄家（其實已經(jīng)沒了家）出走，兄弟倆逃到濟南去謀生。
　　我父親和叔父到了濟南以后，人地生疏，拉過洋車，扛過大件，當過警察，賣過苦力。叔父最終站住了腳。于是兄弟倆一商量，讓我父親回老家，叔父一個人留在濟南掙錢，寄錢回家，供我的父親過日子。
　　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異常艱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數(shù)有限，平常只能吃紅高粱面餅；沒有錢買鹽，把鹽堿地上的土掃起來，在鍋里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見不到。一年到底，就吃這種咸菜。舉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歡我。我三四歲的時候，每天一睜眼，抬腿就往村里跑（我們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見她把手一卷，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來的時候，就會有半個白面饅頭拿在手中，遞給我。我吃起來，仿佛是龍膽鳳髓一般。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nèi)，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幼時愛讀所謂“閑書”

      我6歲那一年，是在春節(jié)前夕，公歷可能已經(jīng)是1917年，我離開父母，離開故鄉(xiāng)。是叔父把我接到濟南去的。
　　叔父望子成龍，對我的教育十分關(guān)心。先安排我在一個私塾里學習。老師是一個白胡子老頭兒，面色嚴峻，令人見而生畏。每天入學，先向孔子牌位行禮，然后才是“趙錢孫李”。
　　那時候，在我們家，小說被稱為“閑書”，是絕對禁止看的。但是，我和秋妹（我叔叔的女兒）都酷愛看“閑書”，高級的“閑書”，像《紅樓夢》、《西游記》之類，我們看不懂，也得不到，所以不看。我們?？吹图壍?ldquo;閑書”，如《彭公案》、《施公案》、《濟公傳》、《七俠五義》、《小五義》、《東周列國志》、《說唐》、《封神榜》等等。我們都是小學水平，秋妹更差，只有初小水平，我們認識的字都有限。當時沒有什么詞典，有一部《康熙字典》，我們也不會也不肯去查。經(jīng)常念別字，比如把“飛檐走壁”念成了“飛dàn走壁”，把“氣往上沖”念成了“氣住上沖”。反正，即使有些字不認識，內(nèi)容還是能看懂的。我們經(jīng)常開玩笑說：“你是用笤帚掃，還是用掃帚掃?”不認識的字少了，就是笤帚，多了就用掃帚。盡管如此，我們看閑書的癮頭自然極大。那時候，我們家沒有電燈，晚上，把煤油燈吹滅后，躺在被窩里，用手電筒來看。那些閑書都是油光紙石印的，字極小，有時候還不清楚。
　　光是一部《彭公案》，我就看了四十幾遍。越說越荒唐，越說越神奇，到了后來，書中的俠客個個賽過《西游記》的孫猴子。但這有什么害處呢？除了我一度想練鐵沙掌以外，并沒有持刀殺人，劫富濟貧，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情，危害社會。記得魯迅先生在答復別人問他怎樣才能寫通寫好文章的時候說過，要多讀多看，千萬不要相信《文章作法》一類的書籍。我認為，這是至理名言。
　　那時候，我雖然年紀尚小，但依稀看到了家里日子的艱難。叔父被迫下了關(guān)東，用身上僅有的一塊大洋買了十分之一張湖北水災獎券，居然中了頭獎。雖然只拿到了十分之一的獎金，但數(shù)目已極可觀。他用這些錢在故鄉(xiāng)買了地，蓋了房，很闊過一陣。我父親游手好閑，農(nóng)活干不了很多，又喜歡結(jié)交朋友，結(jié)果拆了房子，賣了地，一個好好的家，讓他揮霍殆盡，又窮得只剩半畝地，依舊靠濟南的叔父接濟。有一次，他又來了，住在北屋里，同我一張床。住在西房里的嬸母高聲大叫，指桑罵槐，數(shù)落了一通。這種做法，舊社會的婦女是常常使用的。我父親當然懂得的，于是辭別回家，以后幾乎沒見他再來過。失掉了叔父的接濟，他在鄉(xiāng)下同母親怎樣過日子，我一點兒都不知道，盡管不知道，我仍然想念母親?？墒?，我“身無彩鳳雙飛翼”，我飛不回鄉(xiāng)下，想念只是白白地想念了。

糊里糊涂成“革命家”

      1926年，我15歲，在正誼中學春季始業(yè)的高中待了半年，秋天考入山東大學附設(shè)高中一年級。1928年，日寇占領(lǐng)了濟南，我被迫停學一年。1929年，日軍撤走，國民黨的軍隊進城，從此結(jié)束了軍閥割據(jù)混戰(zhàn)的局面，基本上由一個軍閥統(tǒng)治中國。
　　我記得最詳細最清楚的是教國文的老師。總共有4位，一律是上海灘上的作家。我們班第一個國文教員是胡也頻先生，從上海來的作家，年紀很輕，個子不高，但渾身充滿了活力。他經(jīng)常是在黑板上寫上幾個大字：“現(xiàn)代文藝的使命。”所謂現(xiàn)代文藝，也叫普羅文學，就是無產(chǎn)階級文學，其使命就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市場上流行著幾本普羅文學理論的譯文，作者叫弗理契，大概是蘇聯(lián)人，原文為俄文，由日譯本轉(zhuǎn)譯為漢文，佶屈聱牙，難以看懂。原因大概是日本人本來就是沒有完全看懂俄文。再由日文轉(zhuǎn)譯為漢文，當然就驢唇不對馬嘴，被人稱之為天書了。估計胡老師在課堂上講的普羅文學的理論,也不出這幾本書。我相信，沒有一個學生能聽懂的。但這并沒有減低我們的熱情。我們知道的第一個是革命，第二個是革命，第三個仍然是革命，這就足夠了。
　　胡也頻先生大概在1929年秋天開學后只教了幾個月，我從他那里沒有學到什么國文的知識，而只學到了一件事，就是要革命，無產(chǎn)階級革命。胡老師不但在課堂上講，而且在課外還有行動。他召集了幾個學生，想組織一個現(xiàn)代文藝研究會，公然在宿舍外大走廊上擺開桌子，鋪上紙，接收會員，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一時聚觀者數(shù)百人。他還曾同上海某一個出版社聯(lián)系，準備出版一個刊物，宣傳現(xiàn)代文藝。
　　我在組織方面和出版刊物方面都是一個積極分子。我參加了招收會員的工作，并為將要出版的刊物的創(chuàng)刊號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干脆就叫“現(xiàn)代文藝的使命”，內(nèi)容已經(jīng)記不清楚，大概不外是革命，革命，革命。也許還有一點兒理論，也不過是從弗理契書中抄來的連自己都不甚了了的“理論”。辦刊物的事不幸被國民黨當局制止，并下令通緝胡也頻，胡老師逃往上海（一年多以后，就給國民黨殺害了），群龍無首，煙消云散。
      我常自嘲這是一場類似阿Q要革命的悲喜劇，自己糊里糊涂中就成了“革命家”。同時，我對胡也頻先生這樣真正的革命家又從心眼兒里佩服。他們視國民黨若無物，這種革命的氣概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
大師影響受用不盡
     在我讀中學的時候，像我這種從剛能吃飽飯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當時流行的口頭語來說——能搶到一只“飯碗”。當時社會上只有3個地方能生產(chǎn)“鐵飯碗”：一個是郵政局，一個是鐵路局，一個是鹽務稽核所。這3處地方都掌握在不同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手中。
　　我的家庭也希望我在高中畢業(yè)后能搶到這樣一只“鐵飯碗”。我不敢有違嚴命，高中畢業(yè)后曾報考郵政局。幸乎？不幸乎？我沒有考上。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才報考了大學。北大和清華都錄取了我。我同當時眾多的青年一樣，也想出國去學習，目的只在“鍍金”，并不是想當什么學者。“鍍金”之后，容易搶到一只飯碗，如此而已。在出國方面，我以為清華條件優(yōu)于北大，所以舍后者而取前者。后來證明，我這一寶算是押中了。同我那虛無縹緲的出國夢聯(lián)系起來，我就當機立斷，選了西洋文學系。
　　專就我個人而論，專從學術(shù)研究發(fā)軔這個角度上來看，我認為，我在清華4年，有兩門課對我影響最大：一門是旁聽而又因時間沖突沒能聽全的歷史系陳寅恪先生的“佛經(jīng)翻譯文學”，一門是中文系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是一門選修課。
　　陳先生上課時讓每個學生都買一本《六祖壇經(jīng)》。先生上課時，任何廢話都不說，先在黑板上抄寫資料，把黑板抄得滿滿的，然后再根據(jù)所抄的資料進行講解分析，對一般人都不注意的地方提出嶄新的見解，令人頓生石破天驚之感，仿佛酷暑飲冰，涼意遍體，茅塞頓開。聽他講課，簡直是最高最純的享受。這同他寫文章的做法如出一轍。
　　朱孟實（光潛）先生是北大的教授，在清華兼課。當時他才從歐洲學成歸來。他講“文藝心理學”，其實也就是美學。他的著作《文藝心理學》還沒有出版，也沒有講義。他只是口講，我們筆記。他深通西方哲學和當時在西方流行的美學流派，而對中國舊的詩詞又極嫻熟。所以在課堂上引東證西或引西證東，觸類旁通，頭頭是道，毫無牽強之處。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比較文學，比較詩學。這樣的本領(lǐng)，在當時是鳳毛麟角，到了今天，也不多見。他講的許多理論，我終生難忘，比如Lipps的“感情移入說”，到現(xiàn)在我還認為是真理，不能更動。
　　陳、朱二師的這兩門課，使我終生受用不盡。雖然我當時還沒有敢夢想當什么學者，然而這兩門課的內(nèi)容和精神卻已在潛移默化中融入了我的內(nèi)心深處。如果說我的所謂“學術(shù)研究”真有一個待“發(fā)”的“軔”的話，那個“軔”就就隱藏在這兩門課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