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在中國遭到冷遇乃至唾棄的書，在日本卻成為暢銷書，人們競相閱讀——100多年前《海國圖志》的命運，為中日兩國此后的命運埋下伏筆。

　　《海國圖志》由魏源在1842年著成。這一年對中國意義深遠：鴉片戰(zhàn)爭戰(zhàn)敗，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國門洞開。進士出身的魏源很早就產(chǎn)生了改革內(nèi)政的經(jīng)世思想，鴉片戰(zhàn)爭的潰敗，更使他深刻認識到了解西方的緊迫性，于是迅速調(diào)整了自己的經(jīng)世目標，轉(zhuǎn)而走上了“師夷”的道路。

　　1841年6月，當時同樣主張學習西方的林則徐，被革職流放新疆伊犁，途經(jīng)京口（今江蘇鎮(zhèn)江）時見到了魏源，兩位老友相見甚歡，朝夕深談。也就在這次會面中，林則徐將之前自己在廣州搜集的《四洲志》等資料交給了魏源，希望他編撰一部介紹西方的書籍以救亡圖存。魏源接受重托，著手搜集資料，終于在1842年著成了五十卷的《海國圖志》，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

　　照理說，《海國圖志》在這樣一個敗世頹局中出現(xiàn)，應該引起很大反響才是。書的宗旨是讓中國人“睜眼看世界”，正為當時尋求救國大計的人打開了解西方的窗口，理應暢銷走俏。

　　然而，歷史卻一波三折。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雷頤評價稱，在當時，愚昧排外，堅持“天朝上國”的妄自尊大觀念主宰著“世道人心”，由于被“夷”所敗，不要說“師夷”，連談海外之事都成為禁忌。

　　當時，魏源的好友姚瑩就曾說：“舉世諱言之，魏默深獨能著書詳求其說，已犯諸公之忌。”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海國圖志》提出“師夷”的主張，必然會被主流社會攻擊排斥，遭到人們的冷遇。

　　結(jié)果，宏偉的《海國圖志》問世后，并未激起什么漣漪。據(jù)統(tǒng)計，當時中國有能力閱讀這本書的人多達三百多萬，而《海國圖志》在國內(nèi)卻只印刷了千冊左右。及至后來，連談論這本書，也成為禁忌。

　　但《海國圖志》卻并未就此埋沒。歷史的吊詭，使它在一衣帶水的日本，激起了一場巨浪。

　　由于在國內(nèi)無人問津，當時有些書商開始嘗試在鄰國日本打開這本書的市場。1851年的某天，一艘中國商船在日本長崎港接受入港檢查時，被查到了3部《海國圖志》，隨即被當成違禁品克扣下來。

　　這樣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海國圖志》傳入了日本。

　　之后具體發(fā)生了什么，如今已無從得知。據(jù)現(xiàn)在可以看到的資料，《海國圖志》在日本大受歡迎。據(jù)《江戶時代日中秘話》記載，《海國圖志》“到了江戶則身價百倍，成為急需的御用之書”。從1854年到1856年，短短數(shù)年，日本出版的《海國圖志》選本就有21個版本，占同一時期日本出版的世界史地著作的一半；到1859年，同樣一部書的價格漲了近3倍。《海國圖志》在日本迅速暢銷，成為日本官員和學者共同研讀的一部“有用之書”。

　　更為重要的是，當時日本著名的維新思想家佐久間象山利用《海國圖志》提供的世界知識，結(jié)合日本實際，提出了維新改革主張，掀開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序幕。據(jù)雷頤介紹，2011年3月，在北京召開的“中日交流與中日關(guān)系歷史考察學術(shù)研討會”上，日本學者落合弘樹在其學術(shù)報告《明治維新與中國——幕府維新的日本和中國》中明確指出：“以圖獨立的佐久間象山‘和魂洋才’的想法，大部分是從魏源的《海國圖志》中得來的”，充分肯定了《海國圖志》對日本明治維新的重要貢獻。

　　《海國圖志》墻內(nèi)開花墻外香的命運不禁讓人感嘆。而對出版物，和以出版物為載體的思想的態(tài)度之差別，為中日兩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巨大差異埋下伏筆。

　　在雷頤看來，中國自古就是東亞文化的中心，對周邊的國家有著強烈的文化輻射力和影響力，這也造就了千百年來國人傳統(tǒng)意識中的文化優(yōu)越感，無形之中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化包袱。由此，當長期處于文化優(yōu)勢地位的中國第一次遭遇西方文化的沖撞時，優(yōu)越已久的國人習慣性地將西方列強目為蠻夷之邦，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樣一種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的先進性，“師夷”便成為無稽之談。同樣的，在以后每一次變革中，妄自尊大、盲目排外的清政府坐擁著華夏正統(tǒng)文化這個巨大的包袱，讓每一次文化的對接交融都變?yōu)閼T性抵觸，讓每一次的邁步前行都變得步履維艱，一次次地失去變革時機，最終成為國際社會邊緣化的一個落后國家。

　　相對而言，日本的文化包袱沒有中國那么重。目睹了中國在鴉片戰(zhàn)爭中的慘敗后，一向?qū)χ袊幕敹Y膜拜的日本產(chǎn)生了極大的危機感，也讓其意識到了解西方、學習西方的必要性。所以當19世紀中期遭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時，日本果斷地接受當時更為先進的西方文化，在變革中一路崛起。 (責任編輯：鑫報)